杨义在《中国叙事学》一书中对”结构”一词进行了有效的历史探源：
”‘结构'一词，在中国语言中最早是一个动
词，结就是结绳，构就是架屋。”金健人在《小说结构美学》中也提到：”结构可以分为‘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这
反映着艺术结构本身也存在着种种不同的层次，它们受内容影响和影响内容方面都有着不同的差别。”戴维·洛奇把叙事结构比作“支
撑一座现代高层建筑的主梁结构”（《小说的艺术》)，认为小说的叙事结构并不是直观显现的，却决定了小说的“轮廊和特点”。当代
彝族女作家的小说作品，遵循叙事时间、叙事逻辑的时序原则、因果原则，小说文本极具艺术特色，涵盖意识流叙事结构、双线叙事
结构、钟摆式叙事结构。
一、意识流叙事结构
"叙事结构是文学作品的骨架，它决定了故事的组织和发展方式。在现代主义文学中，叙事结构往往不再遵循传统的线性方式，
而是采用了非线性或断片式的叙事结构。这种叙事结构的变化与意识流叙事技巧紧密相关，因为它们共同用以呈现角色的内心世界和
思维过程。”（林薇《美国现代主义文学中的意识流叙事技巧与叙事结构）》在表现手法上，作家较多采用内心独白、时序颠倒的叙述方
法，创作出扑朔迷离、妙趣横生的故事。
冯良的长篇小说《秦娥》中，通过人物大量的内心独白，更全面、深入地走进故事中摸清故事肌理，为文学作品带来更深层次的
追寻和探索。《秦娥》中的男主人公袁方的内心独白，颇具意味。透过袁方的内心活动，我们得以见证所谓的“爱情”，看到各色人
物或天真单纯，或充满心机。袁方的内心流转潜在地呈现了日常生活与爱情一样，被装点修饰，让人模糊了双眼。”文学评论家普遍
注意到，阿微木依萝文学创作的'原生态''异质性''陌生化'，这三个关键词已成为解读其作品的方法。”（何万敏《阿微木依
萝：从一口"深井”中脱颗而出》)阿微木依萝通过直觉性写作，为她的魔幻主义作品赋予了活力，故事中的人物游移在阴阳两界，在
生与死，之间的循环往复。阿微木依萝的文学创作受到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先驱弗兰茨卡夫卡的影响，于是她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会体
会到阅读卡夫卡作品时的相似体验，情节支离破碎，思维跳跃性极大，时空交错，在魔幻现实中调动读者的感官”(《阿微木依萝：从
打工妹"蝶变”为知名作家》)。阿微木依萝的短篇小说集《我的父亲王不死》最具魔幻现实主义特色，第一篇《我的父亲王不死》讲
述了”山上”的父亲王不死与”下山”谋生的"我”王小命，以及"我”的"儿子”王无名之间有关传承的光怪陆离的故事。"我”
似乎在深洞里艰难向外挖时，就已经去世了，可"我”却又意外遇见深爱的女人白女和父亲王不死。”我”遇见的白女已经变成了老
妇人，并且一直告诉“我”王不死早已经去世了。”我”不愿意相信，明明“我”正“迷迷糊糊地在他们两个之间飘来荡去，我觉得
他们不是王不死也不是王无名，他们只是长在地面上的两张嘴，而我，是一块瘦肉”。小说如梦似幻，"我”游荡在现实与梦境、生
与死的边境，"我”也不清楚“我们”是否依然存在。第二篇《白月亮黑月亮》将破碎的、迷梦似的、诡谲的片段融合在小城身上，
小城的一生似乎定格在八岁那年，此后他的父母、姥姥姥爷、好友坤羽、恋人小红都在围绕着他编织美梦，却又毁灭梦境，小城到底
是八岁还是三十岁？沉闷的林子里、父亲的小房间里似乎是秘密的根源。父亲为何一直将自己锁在小房间，为什么要在黑色的月夜里逃
离一切，让小城分裂、破碎？他一直如梦似幻地生活着，可他的父母背后的故事却更加神秘诡酒。
黄玲的短篇小说《啼血杜鹃》以曾热爱打猎的猎人因猎杀一只灰杜鹃为开端展开叙事，引领读者探究猎人不再打猎的缘由。故事
中，一场如梦似幻的遭遇让灰杜鹃的妻子化身为身着素衣的女人，前来向猎人讨要其丈夫的性命，这使得猎人宁愿让自己的猎枪在阁
楼生锈，也不愿再重操旧业。《香水百合的梦》则讲述了乡下来的小伙儿阿栗，因为心爱的女孩便跑来城里开了间花店，每天悉心照
顶鲜花，等候心爱的女孩再次出现。可当女孩出现后，阿栗的梦彻底破碎，只能将自己的满腔挚爱投射到百合、玫瑰上，反而像是真
正热恋一样，每天沉溺在香水百合的梦境之中。再次热恋时，阿栗是在满屋的百合中，拯救了一株即将枯菱的花，花亮幻化成漂亮的
百合姑娘。《奇妙的“"烟盒舞”》以云南少数民族的“烟盒舞”以及用竹子烟盒做道具，随音乐碰撞会发出声音的乐器为叙事线索，
叙述了一位老奶奶的烟盒丢失，刚来工作的年轻保安一直帮忙找烟盒，最终在树枝从中听到"“烟盒舞”的声音，循声而去发现是一个
身穿绿衣的女孩在翩翩起舞，小保安想起年长的保安说起，美丽的树精夜里跳舞，不小心就会被魅惑，小保安还是和树精随着音乐
起舞动，直至精疲力尽悄然睡去，第二天，老奶奶丢失的烟盒好好地摆在大柳树下面。《狐狸围脖》叙述了从小生活在南方的小飞只
在魔法书、童话书里见过大兴安岭的小狐狸，一天有位北方阿姨带着一条用真正的小狐狸做成的围脖出现，引得小飞满心都在想着围
巾变成了小狐狸在和自己交流。小飞每一晚都在想着小狐狸，忘记了睡觉，只顾呆呆地和小狐狸对望着，他觉得小狐狸的眼睛转了。
他将小狐狸落下的三根金色的毛，一根根点燃，那淡蓝色的青烟让小飞真切地感觉到在和大兴安岭的小狐狸对话、玩耍。可天一亮，
一切都随烟消云散了。
作者运用意识流手法构建故事，巧妙地将跳脱的、梦境般的元素融入对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思考中。这一创新对于整
个当代彝族女作家群体而言，标志着一种新的突破。
二、双线叙事结构
当代彝族女作家的小说中，不乏采用双线平行推进故事进程的佳作，这些作品不仅通过叙事主线讲述故事，更巧妙地融入了对国
家、社会及个人的深刻思考，将这些思考以叙事副线的形式潜在地展现出来。同时，叙事副线往往是作家旨在表达的深刻内涵所在，
同时也起到了推动故事发展、丰富叙事主线、增强文学效果的作用。
段海珍的《天歌》以革命历史事件作为其中一条叙事线索，另一条线索则是描绘了滇西动荡时局下阿吉独枝玛与卢天赐之间的革
命爱恋故事。这两条叙事线索一革命与爱情，共同构建了小说的整体故事框架。小说的主人公是在下雪年出生的阿吉独枝玛，她从小
就被世俗赋予了神性，并遗传了母亲的金嗓子，她在十八岁时遇到影响了她一生的男人卢天赐。此后半生，阿吉独枝玛直言"我一生
一世的爱人就住在蓝山下的半岛上”。十九岁的阿吉独枝玛，到了必须出嫁的年纪，但她心里装的只有卢天赐，"父亲第一次把他带
到大院里来时，他的笑容就像一盏温暖的灯，瞬间把我从黑暗的世界里解救了出来。那一刻，我觉得我不再沉沦于黑暗的世界，他就
像一团温暖的光，一直陪伴在我的左右，时刻使我感受到一种生命的安全和踏实。我瞬间幸福无比，热泪盈眶”。卢天赐接到革命任
务又要与阿吉独枝玛分开，他说“这是革命需要”，"等我完成了任务，我就回来和你在一起，永远都不再分开”。《天歌》不仅是
以爱情故事为叙事主线、革命战净故事为叙事副线，其间还穿插了家族叙事的结构，将家族的命运沉浮与革命战净相结合一徐氏家族
从一方英豪到分崩离析，与革命事业、社会变迁紧密相连。《天歌》既是一部地方风俗史、民族革命史，也是一部家族史。
黄玲的《母性的土地》采用了双线交叉叙事结构，一条线索聚焦于女性生命中无法回避的生育议题，贯穿始终；另一条线索则展
现了三代女性在不同历史时期、迥异生活环境下的生存状态与心灵轨迹。这两条线索交织缠绕，最终导向各自命运的分岔路口，呈现
出多样化的结局。这样的叙事不仅触动了读者对女性身心困境的深切同情，更激发了女性对自我的沉思，为那些在红土高原之上深受
封建伽锁与男性霸权压迫的女性群体发出了响亮的呐喊。冯良的《秦娥》以袁方和秦娥的爱情故事为叙事主线，并通过几条情感副线
的交织展开，如水云山和白玛神圣庄严的爱恋，有大龙和王飞飞戏谑诙的感情，此外还穿插了袁方与小鲜的感情故事。这些感情线
索交叉推进，并最终汇聚一处，为袁方与秦娥的感情提供了多维度的情感参照。
繁而不乱是双线性叙事结构的一大特征，在围绕叙事核心叙述的基础上，铺陈关于民族的、社会的、国家的、时代的画卷，描墓
普通人物的生活细节，呈现出更加多维、饱满的故事。
三、钟摆式叙事结构
莫言曾在《月光如水，马身如漆》中写道："故乡对我来说是一个久远的梦境，是一种伤感的情绪，是一种精神的寄托，也是一
个逃避现实生活的巢穴。那个地方会永远存在下去，但我的精神却注定了会飘来荡去。”刘震云也写道：“在我的小说中，有大约三
分之一与故乡有关。这个有关不是主要说素材的来源或以它为背景等等，而主要是说情感的触发点。”（吴义勤《刘震云研究资料》）
"故乡”对于人来说是生命的根底，更是精神的寄托；对于作家来说，故乡始终给予他们创作的源泉与精神的滋养。当代舞族女作家
的成长经历和写作经历都具有民族的时代特性，她们大多出生在山野田间，成年后外出谋生或求学。因此，当代彝族女作家小说作品
中的故乡记忆与儿时家园记忆占有一定分量，她们带着故乡的期盼“走出去”，也在外面的世界“回望”精神原乡，形成钟摆式叙事
结构。
据不完全统计，当代在川、滇、黔等地区共有彝族女作家一百多位。她们的创作多居于故乡故土，刻画家园故里的人事生活。冯
良的文学创作以故乡凉山为创作背景，但她又走出凉山，书写凉山之外的世界。《秦娥》中，两位迷茫、困顿的离乡青年，在西藏疗
愈自我、寻找自我，袁方的好友老叶说道：“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无非是秦娥的人力资源和钱差不多。你也有呀，那你为什么想不到
把你的人力资源组织起来为西藏人民或者你那川西老家的人民盖两所希望小学呢。据我所知，你老家的人民也不富裕嘛麻最起码，你可
以少花点钱在女人身上，资助几个穷孩子上学呀！”袁方来自川西，他代表着自己，也代表着冯良，他们时刻怀想家乡，对改变家乡现
状抱有深切期望。在这一刻，他们是“回望”着凉山那片家园的。《翻过瓦吉姆梁子》塑造了一群漂泊在异乡的彝族青年。"我”、
阿合、史尼既是独立的个体，又是一个充满希望、生机勃勃的群体，都在故乡之外的世界不断寻绎着自己，怀想自己的故乡和亲友。
可最终只有史尼回到凉山，”我”和阿合依然在故乡之外回望故乡。“改革”“坚守”"走出去”“回望”始终贯穿在冯良的文学叙
事中，她“静悄悄”地叙说着兼具历史和现实双重意蕴的文学作品。冯良擅长从细微处着手，叙述日常生活中的平凡往事，以朴实的
语言，娓娓道出携刻在她记忆深处的人和事，凉山家园、故友亲朋、奇闻逸事扑面而来，遥远而又亲切。她引领读者走进凉山，又走
出凉山；走进凉山是历史必然，走出凉山是时代所趋，但她始终在故事内外怀想自己的精神故里。
阿微木依萝初中肄业，十六岁外出打工，下工厂，端盘子，凭借对文学的热爱和天赋开始了小说创作，其作品形成了"打工文
学”热潮，为当代彝族女作家小说创作添砖加瓦。她的叙事性散文集《檐上的月亮》围绕“出走”和“回乡”这一永恒主题，以凉山
农民离乡赴浙江、东莞等地务工为叙事主线，通过双线并置的叙事结构，既展现了农民工群体在异乡漂泊谋生的艰辛历程，又折射出
城沛化进程中乡土文明的生存困境。他们为了生计走出故乡，将会带着满满的希望回归家乡，仍有大批大批的工人像钟摆来回行走在
故乡与异乡之间，也像钟摆一样一刻不停。阿微木依萝也曾在采访中谈及“故乡是每一个出走的人都回不去的地方”（《阿微木依萝：
从打工妹“蝶变”为知名作家》)，因此她选择持续创作，以期在文学世界中回到自己的精神原乡。
正如海德格尔所言：“诗人的天职是还乡，还乡使故土成为亲近本源之处。”(《人，诗意地安居一海德格尔语要》)“走出”故事
是作家及其笔下人物的希望，而“回望”精神原乡则是作家叙事的核心动力。他们在故乡与异乡之间来回行走，如同钟摆般循环往
复，这一过程旨在回归生命的本原与文学的本真。
当代彝族女作家的小说叙事结构，既展现出共性也兼具个性，她们在坚守优秀民族文化特质的基础上开创了多元化的叙事模式，
从而拓宽了当代彝族女作家小说创作的艺术实践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