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文学作为地域文学、族群文学，有其鲜明的特色，然而要将它创作上的起伏变化与研究进展进行归纳，则需要进行学术史的观察。本文基于文献分析，对其研究脉络、研究队伍、客家文学的定位与特色等作出梳理。
一、客家文学研究的源起与初步成果
中国大陆期刊上最早的一篇专题讨论“客家文学”的论文是客家籍研究者、作家卢斯飞以笔名“艾飞”于1994年发表的《客家文学研究刍议》，他在对客家文化、客家精神做了概述的基础上，认为“作为客家文化形象记录与客家精神折光反映的客家文学创作，当然有必要加以综合而有系统的研究”[1]。而此前数年，台湾已对客家文学做了比较多的研究，如罗肇锦、彭瑞金、吴锦发、黄恒秋等对台湾客家文学的概念与作家作品做了分析，有不少研究成果。大陆的客家文学研究则以地域文学研究的方式进行，只是没有冠以“客家文学”之名，实际上并不是没有客家文学研究，而只是以作家个案研究为主，特别是客家籍的中国文学研究者起到了领头雁的作用，如著名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温儒敏教授早在1990年评论台湾客家籍作家谢霜天的小说时，因同为客家人，阅读起来有天然的亲情共振，温儒敏于是在评论里写道:“也许因为笔者也是客家人，读台湾谢霜天先生的长篇小说《梅村心曲》，感到格外的亲切有味。这部小说引人注目的是乡土特色，而构成乡土特色的一个重要成分是它那特有的‘客家味’。”[2]温儒敏在其1999年发表的另一篇评论文章中再次提到了谢霜天的长篇小说《梅村心曲》中的“客家味”，认为:“作者是站在弘扬传统人文精神的高度，来揭示台湾的农村生活，这部小说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乡土作品，具有浓厚的乡土特色即‘客家味’。”[3]尽管温儒敏没有直接把谢霜天的创作贴上“客家文学”的标签，但实际上已敏锐地认识到作品所描绘的农民生活带有浓郁客家乡土文化特色，这是十分难得的，也可以说是评论者与作者共同的客家籍身份认同而起着连结作用。
20世纪80年代开始，改革开放步伐的迅速推进，包括海外客家人在内的华人华侨寻根探亲增多，以血脉亲情为纽带、以招商引资为目的的各种吸引海外客家人的投资项目不断推出。有研究者对赣南客家文化的建构与认同的进程进行研究，认为:“客家文化的建构存在着历史与记忆、情感与体验、获得发展资源三个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表现特点不同。而当代赣南客家文化的建构，是学术研究、大众传媒、政府机构、商家市场、大众参与的互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挖掘客家文化，热衷于打‘客家牌’，主要是利用海外客籍华侨华人这个跨国文化共同体的文化认同和家乡情结，以客家认同为纽带吸引客家富商前往投资。”[4]其实，由客家人聚居的梅州、龙岩、赣州等地，大多是在海外客家人寻根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的召开这两大因素的推动下，使当地民众逐渐认识到客家文化品牌的重要性，在这一背景下大陆的客家文化研究迅速展开，客家文学研究也势在必然。台湾客家文学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这一时期中国大陆的客家文学研究却处于滞后状态。1992年在广西桂林市召开的客家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上，研究者聚在一起商讨客家文化的研究主题与走向，其中有部分客家籍研究者认为除了客家历史源流的研究外还应重视客家文学研究，这标志着客家文学研究开始进入自觉研究阶段。参加此次会议的卢斯飞认为，当时进行客家文学研究的主要困难在于三个方面:资料搜集、人才缺乏、概念界定。对前两个问题，提出了解决路径，即先梳理客家籍作家作品、出版作品选集及作家评传，然后在此基础上召开专门的客家文学研讨会，以凝聚研究队伍、达成共识，最后再作客家文学史研究[5]199-206。实际上，研究者在确立客家文学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选题后，都会尽力去搜集并梳理有关资料。就客家文学专题会议而言也召开了许多次，如1998年11月在广东嘉应大学(今嘉应学院)举办了“客籍作家与作品研讨会”，后来分别于2003年、2006年、2010年、2019年在华南理工大学还举办了包括两岸学者参与的4届海峡两岸客家文学研讨会，通过这些学术会议取得了不少成果。另外，在众多的客家文化学术会议如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客家文化高级论坛等系列会议上也有客家文学方面的论文，通过学者的研究达成了许多共识，深化了这一领域的研究。近30年来，还有较为丰富的客家作家作品个案研究论文发表在相关刊物上;同时，关于客家文学导读和文学史的著述，在海峡两岸客家文学研究者的努力之下，也已有多个版本，如台湾黄子尧(笔名黄恒秋)的《客家台湾文学论》[6]、《台湾客家文学史概论》[7]，邱春美的《客家文学导读》[8]，罗可群的《广东客家文学史》[9]，钟俊昆的《客家文学史纲》[10]，曾令存的《客家·文学·禅》[11]，兰寿春的《福建客家文学发展史》[12]，等等。可以说，目前在海峡两岸客家人主要聚居区都拥有了区域性的客家文学史著作，表明客家文学的研究已往前推进了一大步，但客家文学的研究仍然“在路上”，在曲折地向前推进中。因此，对客家文学研究进行学术史梳理仍然有其价值。
二、客家文学概念的界定
对客家文学作出准确的界定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这也是1992年在桂林召开的客家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上，大陆客籍研究者提出的关于进行客家文学研究在当时存在的第三个主要问题与困难，这也是客家文学研究奠基性的、最为关键的课题，只有对客家文学的概念、研究范畴达成共识后，才有深入进行客家文学研究学术对话的可能。
卢斯飞在对“客家文学”进行界定的时候借鉴了台湾学者的成果，如台湾罗肇锦提出的用客家话写作、客家思维写作或写客家事的作品就算客家文学，黄恒秋提出的作品中具备客家话、客家人、客家事三个因素就算客家文学，在这些观点的基础上，卢斯飞认为只要在作品中具备下列四个要素中的至少一个要素即可认定为客家文学:一是以客家意识做思考或表现动机的;二是以客语做思考或写作的;三是以通用语或外来语描写或批判客家的;四是以其他意识型态注释客家或思考客家的[1]。实际上就是以是否使用了客家话进行创作或者在作品中是否有“客家意识”这个标准来进行界定。可以说这个条件是宽泛的，但卢斯飞认为这是起步阶段对客家文学界定的必然结果。其时大多研究者主张客家文学概念的界定标准应该从宽，如卢斯飞等为推进客家文化与客家文学所编著的《客家历史文化纵横谈》[13]一书中所收的几篇客家文学研究论文就是如此。
有学者提出客家文学的界定标准要严格些。提出这个观点的代表人物有古远清、胡希张等。1994年，古远清在探讨客家文学的概念时，认为其界定标准相对要较严才好，要根据创作实际看作品中是否有“客家语言”及“客家生活风味”[14]，但十年后的2004年，针对台湾客家文学的发展趋势，对其观点又做了一定的修正，认为:“要凸显客家意识写作，而不能把用客家话写作强调到绝对化的程度。”[15]之前，胡希张于1997年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客家文学依我来看，不是就作者而言，不是就题材而言，而是就作品的形式、风格，主要是语言风格而言”，甚至更进一步认为“说白了，就是客家方言小说”[16]。胡希张的观点其实是将客家文学严格限定在语言与体裁的双重标准上，即客家方言小说，但这种观点太极端化了，不利于客家文学的发展与研究。
有的学者则持稳健的折中标准。罗可群的著作和论文中对客家文学的界定标准较为实际并折中些。他是大陆客家文学研究成果卓著者，他在《广东客家文学史》中认为客家文学的内涵应包括三个方面，即以客家方言为载体的文学作品，客籍作家不论何种方式但作品中表现了客家人的生活，非客籍作家创作出反映客家人生活的文学作品等，这样“客家文学即是有客家人特色的文学，它反映客家人的生活，描绘客家人所处的生活环境，表现客家人的思想感情”[17]。这样的标准是宽严折中的，也比较符合实际，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虽然可以对“广东客家文学”范围内的客家文学作品作明确界定，但还是存在一定的模糊状态，特别是“入粤作家纳入客家文学历史论说的视野”存在问题[18]。谢重光、曾令存、兰寿春在后来的研究中也看出了这一点，并且认为非客籍的客家文学创作并没有很有代表性、典型性的成果。此后，鉴于客家文学资料收集的难度及秉持开放的研究视野，钟俊昆作了更宽泛的界定，认为:“凡是历代客家人的创作，非客籍作家在客家地区的创作(寓居客家)或写客家地区的作品均应列入客家文学的考察、研究、评判范围，也都是客家文学的组成部分。”[10]28当时，钟俊昆在承担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课题的首个客家文学方面的研究项目《闽粤赣客家文学史纲》的研究，他从作家作品的定量统计与定性分析两个角度来梳理闽粤赣地区的客家文学历史分期与创作成果概述，为了尽可能多地把客家人聚居区闽粤赣毗邻区地域上的文学成果加以检视，在研究的过程中对客家文学进行界定时采取的是开放态度，认为所持标准宽泛些有利于全面选择、通盘评判、好中选优。不过，兰寿春认为这样做实际上是“扩大了客家文学创作主体的外延”，标准确实过于宽泛，易被误解为“只要是客家人创作的，不管内容和风格是否与客家有关都算客家文学作品”[19]3。他在后来从事福建古代客家作品的辑注及福建客家文学史的写作时，在对客家文学学术史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从客家文学的外延、内涵及本质特征角度的考量，综合考虑作者、语言、体裁、内容及体现的客家文化内涵等五个方面，认为:“客家文学是具有客家人文特色的文学，它描绘客家人的生活环境，反映客家人的社会历史、文化民俗，表现客家人的劳动生活和思想感情。”[19]10不过这一定义还是失之全面，没有把他自己提出的5个方面都包涵进去，主要从客家文学风格与体现的主旨内涵方面作了凸显，作者、语言、体裁这三个方面则被隐去了。为此，文学史家郭丹教授觉得兰寿春所提的五点只要细化为三点就行，即以作家和作品为基础，客家文学包括了客家人创作的反映客家生活的作品、客家人流寓于非客家地域创作的与客家生活有关的作品、流寓在客家地的非客家人创作的反映客家生活的作品[20]。这其实又回到了客家文学十年前的讨论，当时广东客家文学研究者曾令存就提出:“不论是客籍作家与否，只要他的作品反映的是我们客家人的生活、客家人的精神心态，富于浓郁的客家风采，那我们都可以把它们归属到‘客家文学’的范畴。”[18]曾令存的这一观点，与台湾客家文学研究者黄子尧的概括高度一致，只是后者概括得更形象，即“客家文学作品，皆书客语，作客声，纪客地，名客物，谓之客家文学”[21]18。客家文学的这一特点与客家人的历史与现状密切相关的，它符合客家人的分布空间和客家文化的传播特点。
客家文学研究命题的提出约有40年的时间。此项研究最早是由台湾的张浪泽1982年在北美谈台湾客家作家创作时提出的，在大陆的提出则要从十年后的桂林客家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算起，也有近30年的历史了。曾为兰寿春编著的福建客家作品集及其所著的福建文学史书稿作序言的郭丹教授，对客家文学研究作了深入的思考与研究后，认为客家文学既有客家民系的特点，又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应当对数十年的客家研究成果加以总结，为此特意主编“客家文学研究”专题论文，并刊发于《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上。钟俊昆应约从客家族群角度谈客家文学，认为:“客家文学的重要特点就是书客语、作客声、纪客地、名客物，客家文学作品体现出文化传统与本土情怀。从族群角度看，客家文学是属于客家人的文学，它在汉语写作中突出客家方言载体的运用，以客家民系的生存、生活及其环境为描写对象，展示客家人的文化特征与精神风貌，是有客家文化特色的文学。”[22]这个专题的论文还有兰寿春对福建第一部诗歌总集、汀州府长汀县人杨澜编辑的《汀南廑存集》的评价，以及涂秀虹对“朱(熹)门三杨”之一的长汀人杨方的诗歌评论，这三篇文章配合起来从客家文学概述、代表作家、经典作品等维度对客家文学作以点带面的再认识，从中可以看出郭丹教授对客家文学研究的殷殷情怀与学术关切。
综上所述，不管是从严说、从宽说，还是折中说，都是在一定的研究进程中，有其不同的出发点。从宽说主要是为了能在更宽广的范围内去搜集与梳理资料，把更多的作家作品纳入到考察与研究的视线内，能在更大的平台上去比较鉴别真正的客家文学特色;而从严说是为了更为精确地理解客家文学的内涵，更好地梳理有代表性的客家文学作家作品，不过如果标准过于严苛，仅仅把它限定于如胡希张所说的客家方言小说，这显然不利于客家文学的辩证认识及其后续发展;折中说的目的是更好地切合客家文学的创作实际，更好地为客家文学立史存照。好在经过近40年的研究，学术界已对客家文学界定取得了比较一致的认识，在进行客家文学作品评论与客家文学史的写作中都会阐述研究者的切合研究视角与研究对象的择取标准，并由此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
三、客家文学研究的脉络
客家研究自广东惠州府丰湖书院山长徐旭曾于1815年发表客家研究专论《丰湖杂记》起，至今已有200余年的历史，以语言学、历史学的研究为主，对客家文学的研究却长时间没有得到应有重视，其中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客家地区的文学研究主要以地域来命名，重点关注的是对文学创作者个案或创作群体的研究，冠名为“岭南文学”“粤东作家群”等，其中包括了对客家作家群体的命名与作品研究，但客家文学仅是其中的一部分，且没有对其冠以“客家”之名，所以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客家文学的自觉研究，也就是说这类研究并没有从客家文化与文学的视角进行研究;另一方面客家文学研究确实又是追随着客家研究而来，而客家研究主要是偏重客家历史源流、客家方言等急需解决的研究领域进行研究，这也是客家研究的基础工程;只有当客家文化的基础研究积累到一定程度，客家族群意识得以唤醒并得到突显时，才有机会把客家族群特征突出，并由此去梳理总结客家文学的创作特点与个性。中国大陆的客家文学的研究实践更印证了这一点，它是在台湾客家文学研究持续进行、大陆客家文化研究在改革开放背景下得以重新起步并取得了较多成果以后，才由客籍文学研究者去审视自身族群的文学创作史迹。所以，在一定的族群意识、历史文化背景下，客家文学的研究才得以提起，并得到重视的。从台湾客家文学的发展来看，黄子尧认为台湾客家人艰辛迁台的生活中缺乏文艺创作与阅读的诱因，虽然在劳作生活中产生了口耳相传的歌谣，但却没有开掘文艺的闲情逸致;台湾客家人有保持并传承客家方言的意识，但对其方言精华的梳理与运用动力不足;在闽南文化占优势的情况下，台湾客家人的生存危机意识强烈，但却缺乏文艺上的创新性与前瞻性。他认为，受这些因素制约，“直到1980年左右，才有正面使用客语写作或直接描绘客家的作家与作品出现”[21]13。结合上文中提到的客家文学的命名在1982年才首次提出，以及客家文学界定中客家方言的运用是一个重要的评价指标，可以说黄子尧的这一判断大体是成立的。
中国大陆的客家研究起步很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30年内，基本上只在语言学科研究中存在，史学、文学、经济学等学科几乎没有介入到客家研究中。由此再推论可知，1980年代之前的客家文学的创作，不论在台湾还是大陆，都是在不自觉的状态中进行的，并没有将客家方言、客家生活、客家文化风味等要素自觉地带入到文学创作中。只有在改革开放后，在华人华侨特别是海外客家人于20世纪80年代进行粤东客家地区寻根问祖、深入进行文化寻根之后，大陆的客家文化意识才渐进地得到激活，非常明显的是世界客属恳亲大会依次在梅州(1994)、龙岩(2000)、郑州(2003)、赣州(2004)、成都(2005)、西安(2008)、河源(2010)、北海(2011)、三明(2012)、开封(2014)等客家地区召开后，客家人聚居的核心区闽粤赣、迁出地中原河南及客家文化的流布区或川陕桂等省市区，其客家族群意识才在民众中逐步得到接纳与认可，渐次将他称的“客家”内化为自称的“客家”。可以说，客家文学在这种大文化语境下，客家意识被唤醒后，一批作家才有意识地将客家文化元素渗透在自己的创作中，并历经近20年后，客家文学创作才被认为进入成熟阶段，这就是罗可群教授认为的广东客家籍作家程贤章的长篇小说《围龙》是客家文学走向成熟的标志，具体表现在:“作者对客家文学有强烈的自觉意识;作品深入挖掘客家人的本质，表现了客家人的人性、人情;作者致力于经典性与通俗性的统一，并取得了成功。”[23]也有评论者认为:“《围龙》这部作品是作者创作的精华，应该说，他生命的爆发点在这里充分体现出来了，这是他一生所积累的文学经验和生活经验的一个体现，是一部客家文学、客家文化的代表作。”[24]包括《围龙》在内的《程贤章文集》于2012年出版后，被《文艺报》评价为“客家文学史上的重要文献”[24]。可以说，客家文学创作成果得到学界认同。
提出客家文学概念后大体历经近20年，才有了客家文学史著作的书写成果。如黄恒秋1998年出版的《台湾客家文学史概论》，罗可群2000年出版的《广东客家文学史》;后续有钟俊昆2006年出版的《客家文学史纲》，罗可群2008年出版的《现代广东客家文学史》，兰寿春2012年出版的《福建客家文学发展史》等，这标志着两岸客家文学研究进入新的阶段。作为史学家，谢重光、刘正刚等对客家文学也非常关注，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刘正刚曾撰文期待客家文学的自觉，认为自20世纪末起，客家文学创作者可以更好地摆脱创作功利，进入文学审美的自觉阶段，“客籍作家开始有意识地以审美的眼光对待自己的文学实践，形式的多样化、流派的初步形成、以及作品风格的个性化等，无疑正展示出客家文学将有辉煌的前景”[25]。甚至有的学者判断客家文学将有更为宽广的发展道路，“客家文学的繁荣为客家文学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并前瞻性地为此提出四点建议，即创作富有客家味的作品、深刻的理性思考和艺术手法的创新相结合、提倡认真琢磨反复锤炼的精品意识、提倡直率的文学批评[26]。这其实也是在为客家文学创作把脉，指出了这方面的不足之处，但期待中的客家文学走向世界的辉煌前景却越来越不容乐观，在客家文学创作可以摆脱功利的时代，却已陷入了相关作家深入生活不足、把握时代脉动不力、创作心态浮躁等诸多不利因素，以致这20多年来缺乏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客家作家与作品。
四、客家文学的定位与特色
有关客家文学的定位，通常的认识就是族群文化、地域文学。从族群角度来看，客家是汉族的一个民系，从中原迁移，历经时间长、分布地域广，客家文学是客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然如此，对客家文学的研究就应置于中国传统文学发展历史中去研究与定位，把客家文学纳入到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进程中去考察，认识到“客家文学是中国文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20]，“是中国文学中极富特色的重要分支”[27]，这样才能系统地给予客家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中的恰当位置。这也意味着客家文学的考察应放在中国历史进程中，放在客家人求生存发展的奋斗史上去考察，例如应放在客家人南迁并向外拓展、海峡两岸客家人守望相助等艰难曲折的生活变迁史中去观照客家文学创作。谭元亨在谈及客家文学的沉沦与复兴这一话题时，就触及到对客家社会历史这一重大关切，认为“两岸的大河小说，体现客家文学与客家精神的贯通，尤其是颇受青睐的纪实文学，对两岸分离演绎出的历史悲剧，更有着深沉的文化思考”[28]。只有这样，将客家文学置身于中国历史、中国文学发展中才可以得到宏观的准确考察。
客家文学又是族群文学，它与客家文化关系密不可分。“客家民系在语言、地域、经济、文化等方面，是中华民族中具有明显的特征与相对独立性的一个民系。”[29]客家文化是在客家先人南迁过程中以及定居下来后所形成的比较稳定并具有移民特色的文化。文学来源于生活，反映生活，“客家文学的孕育和出胎是要有生活机遇的，它利用客家方言、客家民俗与客家精神文化为载体，反映了客家人的社会生活，描绘了客家人的风土民情。同时也从文学的角度体现了客家人的文化记忆与族群认同”[30]。罗可群概括客家文学的文化特色有三个方面:“根在中原、山乡特色、雅俗互动。”[31]其实我认为这种概括应是指客家文学作品的风格特征，如果指客家文学所反映的文化特征而言，显然以雅俗品格来概括是不太准确的。对此，谭子泽也作了回应，他认为要概括客家文学的文化特色的话，“其特色其实就在一个‘客’字。无论是外在之形，还是内在之神，客家文学无不体现着‘客家’特色”[32]。实际上就是客家文学应体现出客家族群文化的特色来。台湾邱春美教授也认为:“客家文学的特化，则标举出客家文学有别于其它族群的特殊性。”[33]这也是客家文学之所以立足的逻辑起点，它作为族群文学而立足，并以此表达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甚至为中国文学增添了活力，贡献了新的文学审美元素。作家、批评家谭元亨就曾判断:“客家文学是客家历史文化的展现者，同时也是客家人对现实的思考。……客家身份认同是客家人对自身文化进行表达和表述的一种社会叙事，同时也为叙事学提供了一种族群历史记忆的叙事范式。”[34]这其实可以参照其他族群文学来比较，如闽南文学、巴蜀文学等，旨在突出其文学特质。
台湾客家文学中的作品大多保留了中原文化情结。谢重光根据台湾客家文学的发展历史，对台湾客家文学每一时期的特点及代表性作家作品作了点评，梳理了台湾客家文学的发展脉络[35]。中原河洛文化对台湾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这体现在台湾客家文学创作中，身处中原大地的郑州大学樊洛平教授则从台湾客家文化中透露的文化信息作了评析，认为台湾客家文学作品中有浓郁的中原文化迹象，“透过台湾客家文学创作，在铭记故乡的祖根文化记忆、传承耕读文明的客家庄生活方式以及坚守客家的语言、族谱和民间崇拜等方面，都可寻觅客家族群生活中保留的河洛文化遗风，也由此见证了客家‘根在中原’的历史文化渊源”[36]。透过两岸不同时期、反映不同社会风貌的客家文学作品进行比较研究，是海峡两岸客家文化的重要研究范式。朱双一教授便是这样展开研究的，他认为:“谢霜天、蓝博洲、程贤章、谭元亨等的客家长篇小说呈现了两岸客家人相同或相似的文化性格和精神特征……上述相似之处说明了两岸客家文化的共同源流，艺术表现上的差别则提示了两岸客家文学相互启发借鉴、取长补短的必要和可能。”[37]两岸客家文学作品呈现的相似之处正是客家文化特色的体现与凸显，其艺术的差异处则有利于借鉴吸收，以助两岸客家文学更好地发展。台湾客家文学当然也有其自身的书写传统，如早期的用客家方言进行写作，赖一郎以钟肇政的客家文学创作为博士论文，认为:“光复后钟肇政第一个提出客家方言写作，实践上主要是对词语进行纯化、提炼;他以审美的眼光去看待客家民俗，把民俗与人物描写、故事情节有机结合起来;歌颂客家人的硬颈精神。”[38]实际上这一传统至今仍然延续了下来，目前台湾不少客家诗人仍然创作客语诗。此外，台湾客家文化创作中也很重视女性视角的书写，张典婉曾对此作过述评[39]，樊洛平也对台湾客家小说中的女性角色及家族地位做过专题分析[40]。这些可以说是台湾客家文学创作中比较独特之处，值得展开研究。
五、客家文学研究的队伍建设
从客家文学研究队伍的培养上来说，实现了老中青三代研究学人的代际传递。1930—1950年代出生的客家文学研究者活跃于1990—2010年间，如胡希张、丘峰、卢斯飞、罗可群、古远清、谭元亨、张应斌、郭丹、刘登翰、朱双一、樊洛平、陈利群，台湾地区的罗肇锦、彭瑞金、黄子尧、张典婉、刘焕云等，他们本来是作家或文学研究者，基于本学科研究方法，酝酿发起并展开客家文学研究，并取得了卓著成果;1960—1970年代出生的曾令存、夏敏、钟俊昆、兰寿春、伍方斐、周晓平、赖一郎、蔡登秋、邱立汉、王水香，台湾地区的邱春美等，各自在闽粤赣台地区展开以本区域为主的客家文学研究，主要成果出版于2000-2015年间;1980—1990年代出生的年轻一辈的研究者亦有不少成果，如刘国钰的硕士论文《谭元亨与〈客家魂〉论》[41]、李利娜的硕士论文《程贤章论》[42]、曾熙的硕士论文《客家文学批评研究》[43]等，这是充满活力的第三代客家文学研究者的代表。
大陆有不少研究者展开台湾客家文学的研究，这支研究力量主要由研究华文文学、港澳台文学的部分学者及研究客家文化的部分学者组成，如果细分的话，“对客家文学研究者来说，台湾客家文学自然是重要组成部分，而以台湾文学为研究领域的学者来说，客家文学这一重要文学现象也是不能忽视的。两者相互结合，组成了台湾客家文学研究的阵营”[44]。这两大阵营中，其学术优势各有长短，台湾文学的学者把台湾客家文学仅视为台湾族群文学之一，把台湾客家文学与台湾国语文学、闽南语文学、眷村文学、原住民文学平列，但因对客家历史文化不甚知晓，研究成果未免隔靴搔痒，往往较难切合台湾客家文学的创作实际，甚至对台湾客家文学的研究状态也掌握得不是很全面。如研究港台文学的学者司方维、曹惠民发表于2015年12月的研究论文《台湾文学族群书写研究的观察与思考》中认为:“大陆的台湾客家文学研究，虽然已在学界引起了一些关注，出现了一些论文，但远未成为热点，研究专著只有赵遐秋在台湾出版的《十论谢霜天》(智燕出版社1990年版)一种，至今并未有博硕士论文出现。”[44]此文发表于2015年12月，实际上之前已出版了上面提及的数种研究大陆客家文学史的著作，而专论台湾客家文学的著作并不多这也是事实，但客家文学包括了客家作家文学和客家民间文学，其中也有著作涉及台湾客家文学研究专章，如钟俊昆《客家文学史纲》就有专章论述台湾客家创作;夏敏《闽台民间文学》还专章即第四章对两岸客家民间文学进行比较研究[45]。大陆学者对客家文学研究特别是对台湾客家文学的研究虽然未成为学界研究热点，但已有不少成果。作者认为这之前没有台湾客家文学研究的硕博士论文，这个观点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实际上已有数篇客家文学研究的硕士、博士论文，如硕士论文有张源《文化互动与边际写作》(2005)[46]、焦福维《丘逢甲诗歌研究》(2009)[47]、刘慧娟《论龙瑛宗从日殖时期到光复后的心灵和创作的变化》(2010)[48]、任聪颖《丘逢甲诗“沧海”意象研究》(2011)[49]、吴妍君《蓝博洲创作研究》(2012)[50]，博士论文有赖一郎《钟肇政小说创作论》(2013年6月)[38]，蓝天《文化视阈下钟理和创作研究》(2015年10月)[51]，更早的博士论文还有李诠林《台湾现代文学史稿(1923-1949)》(2006)也涉及台湾客家文学研究;这些硕士、博士论文虽然以作家作品个案研究为主，较少有全面论述的，但毕竟已有这方面的成果，而不是对此视而不见，轻易地说2015年底之前大陆还没有涉及台湾客家文学研究的硕博士论文，这是有所欠缺的。在该文发表之后还有张利灵的硕士论文《承续与坚守:论钟理和的乡土小说》(2016)[52]、张政坤硕士论文《台湾客家文学中的民俗记忆》(2016)[53]等。作为客家文化、客家文学的大陆研究者，较少研究台湾客家文学，所以兼顾研究大陆与台湾客家文学的这类人员不并是太多，较少专一论述台湾客家文学，因为这部分研究者的着眼点主要为两岸客家文学比较研究，目前亦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如谭元亨主编的《海峡两岸客家文学论》[54]。
客家文学研究在社会转型、文化转型过程中，要面对新的学术环境与学术空间，借助于多种学科方法与研究视野展开研究，尽管“在现代批评语境下，批评者围绕客家文学展开了多元的批评实践”[43]，但客家文学研究仍然存在成果不集中、学术对话少、理论创新不足等隐忧。一是第一代研究者文学素养高，大多是作家兼客家文学研究，文史哲方面的学术功底扎实，是近40年客家文学研究的早期开创者、探索者，成果丰硕，但大多已退休了，有的年事已高，渐渐远离学术研究舞台;第二代研究者学术视野较开阔，大多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已取得不少研究成果，有了一定的学术地位，但面临着学术创新缺乏动力、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第三代研究者思维活跃，学术兴趣广泛，外语能力强，适合于尝试用新方法、新视角去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如海外客家文学研究、国内外客家文学比较研究等，但人数较少，也缺乏高层次的研究成果，客家文学方面的博士论文很少，有些人员以硕士论文做客家文学研究但硕士毕业后却转移到别的研究方向了。从研究力量角度看，总体而言呈现人员数量越来越少，学术创新难度越来越大等趋向。二是客家文学研究没有形成热点，也没有研究焦点，理论对话不够，在学术辨析中推进学术创新的能力不足，学术成果发表的舞台也越来越小。这种状态如果没有新的视角与方法的注入，没有新的研究力量的挹注，客家文学研究的创新会越来越难。
六、结语
客家文学包括客家作家文学与客家民间文学，本文主要是在客家作家文学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梳理近40年来的针对客家文学创作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主要特点有四个方面:一是对“客家文学”概念的界定，研究者基于作家与作品特点，从地域、语言运用载体、客家民俗风味、族群文化特征等多方面进行了讨论，其标准宽严不一，适应于研究者的研究对象及当时的学术语境，渐次达成共识;二是客家文学创作与研究的展开脉络，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台湾客家文学创作与研究率先一步，中国大陆的客家籍研究者在改革开放背景下，于1990年代至今持续地研究，并取得了比较丰富的成果，台湾、闽粤赣等客家人主要聚居区都有区域特色明显的客家文学史著作，研究队伍形成代际特征比较明显的三代研究者;三是客家文学研究特色明显，研究成果中大多突出了客家族群文化特征，乡土、家族、女性、民俗等客家文学研究的关键词得到凸显，这也是符合客家文学的特色，同时台湾客家文化还有中原文化迹象，两岸客家文化比较也是其重要的研究范式;四是评议了客家文学研究存在的隐忧。客家文学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面临人才队伍缺乏、研究视角不宽、研究方法单一、研究动力不足等问题，使得学术创新与推进乏力，这是下一步应当拓展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