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则臣是“70后”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目前最年轻的一位茅盾文学奖得主。早在2008年，《花街》《啊，北京》《三人

行》《西夏》《午夜之门》《跑步穿过中关村》《水边书》《人间烟火》等小说问世之后，徐则臣的创作就已获得广泛关注。之后的

小说创作为他赢得了更多的声誉：《如果大雪封门》(2012)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耶路撒冷》(2013)获第五届老舍文学奖

《北上》(2018)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至此，徐则臣的写作以"京漂”“花街”"到世界去”以及"大运河书写”为标识，形成了

一系列具有极高辨识度的文本，并构建了充满深度思考与审美情感的艺术世界。近年来徐则臣在创作中持续探索，尤其注重对文学传

统资源的继承与转化，在”域外”及”鹤顶侦探”系列小说中对创作手法又进行了创新和突破。可以看出，徐则臣最有影响力的作品

多集中面世于新时代，在青年作家中他的创作极具代表性，其创作探索可以视为新时代文学话语建构的一个例证。

在以往对徐则臣小说的研究中，研究者多从题材、主题等方面分类探讨，并未注重从整体性艺术特征方面论及其创作与新时代之

间的关系。从新时代文学视阈进行考察，徐则臣的小说呈现出一种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宏阔、深厚的整体性的艺术气象。这种艺术气

象主要由三个要素构成：一是对历史中国的叙述，包括对民族历史的变迁和当代中国发展的文学表达；二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

承，包括对生命价值的体认、对家国情怀的表现以及对优秀传统伦理价值的弘扬；三是对中国文学文化传统资源的当代转化，体现在

其作品对叙事传统和抒情传统的康续与创新等方面。本文集中探究徐则臣小说的整体性艺术特征，这对把握新时代文学的艺术特质及

探讨新时代文学话语建构的路径都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现实感的百年历史画卷与时代节奏：历史中国叙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知今，学史明智。”①新时代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创新性书写历史中国是新时代

文学的时代使命。徐则臣对民族历史和当下中国的文学书写，为探索历史中国叙事的新路径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以建基于真实历史之上的文学之笔来书写民族历史，是徐则臣历史中国叙事的主要特征。小说家不是历史学家，其对历史的书写

是通过文学想象完成的，文学想象的复杂性形成了历史书写形态的多样性。徐则臣的文学想象尊循真实历史意义的罗辑建构，具有历

史理性特征，从而显示出强烈的现实感。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在《现实感：观念及其历史研究》中指出，现实感是历史学家和艺术

家的作品给予读者的一种实在感，是建立在不破坏演绎规则基础上的历史和现实描述。小说家比社会学家更能深入个人和时代精神的

深层维度，他们利用可信赖的逻辑关系生成想象力和洞察力，生动描述历史中丰满的实际生活①。徐则臣"京漂”“花街”系列中的

一些短篇小说以及《耶路撒冷》《午夜之门》《夜火车》等长篇小说，都叙写了个体的成长史或一代人的心灵史，具有强烈的现实

感。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北上》则是以"正面强攻”的方式叙述宏阔的民族历史，以多维的角度描绘了具有现实感的百年历史画卷，

是徐则臣历史中国叙事的代表作。《北上》以运河为中心叙写百年中国历史，这是已有讨论最为集中的话题。“历史画卷”一词多强

调文本中叙事时间的跨度，而以多维的视角重新审视《北上》绘制的"历史画卷”，对探讨新时代的历史中国书写具有新的启示意

义。小说从1900年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进京的历史事件开始叙述，以2014年大运河申遗成功事件收尾，叙写了百年中国历史中流动

着的运河故事。尽管叙事时空转换很大，但小说叙事在整体上依然是以全景式叙述来作推进。对于类以主题的表达，其他作家往往通

过描述人物命运的沉浮或者诉说家族兴衰的变化来实现，而《北上》尽管有家族变迁的线索，但家族变迁明显不是叙事的重心，大运

河才是小说叙述的主角。徐则臣把人物放置在整个画面的某个点位上，而画面的中心则留给流动的大运河，从而形成一幅多维度、现

实感很强的百年中国“清明上河图”式画卷。

具体而言，《北上》从三个维度展开对历史中国的描绘。一是在繁华的人间烟火中描述丰富的历史文化。小说开篇直接拉开了探

寻运河历史的序幕，叙写谢平遥、意大利人小波罗、邵常来、周义彦等一行人在运河中行船北上。小说首先描写了他们从无锡至高邮

段的行程，这段叙述情节跌宕，叙事密度很大，囊括了晚清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为历史叙事捕陈了广阔的时空背景。北上之船不时

靠岸，这使小说不时衍生出新的故事枝蔓。随着沿途的自然风景、风土人情、文化掌故等次第展开，小说重现了百年前运河之畔的人

间烟火，形成了丰富的历史中国文化叙事。除天地风物之外，徐则臣还对近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进行了深察与刻写。这种书写在

维新变法的历史风云中展开，展现了知识分子充满苦闷与希冀的内心世界。比如，谢平遥的内心是复杂的，他厌倦毫无生气的生活并

希望开启一种新生活。实际上，对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描墓叙写了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心灵史，构成了历史中国书写的重要内涵。二

是在开放的视野中呈现自信的历史观念。小说把意大利人小波罗作为主要人物之一，打开了审视中国历史文化的他者视角。小波罗此

行是为了寻找弟弟马福德，也有考察大运河的目的。相较于威尼斯的运河，小波罗认为中国大运河是一种奇迹；美国旅行家WE盖尔

也认为中国大运河远胜于阿姆斯特丹的运河；小波罗的弟弟马福德选择留在中国。这些”他者”视角为深度思考历史中国提供了更加

开放的视野和有效的参照，从而彰显了中国历史文化的独特魅力。在这个过程中，徐则臣以强烈的现实感实现了对历史中国的书写，

他所表现出的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自豪和自信，主导了整部小说基本的情感基调与叙事态度。三是在时代变迁中呈现历史文化的影响与

传承。在第一部分的1901年北上叙事结束之后，故事即跨入2012年和2014年。这种设置显然出于打破线性叙事的考量，但也面临着

如何转换叙事时空的挑战。徐则臣采取的方式是借助大运河对小说人物的文化影响来弥合巨大的历史间隙，从而使故事线索保持内在

的关联性。谢平遥的后人谢望和筹资拍摄纪录片《大河谭》，以此比来追溯和发掘大运河的历史文化；拳师孙过程的后人孙宴临是一位

摄影别师，专门记录船民的流动生活；邵常来的后人在大运河上跑船一百多年，将罗盘视为传家宝代代相传；周义彦的后人周海阔在运

河沿岸开设博物馆主题民宿，并在其中收藏与大运河历史相关的物件。在漫长的社会变迁中，大运河影响着北上一行人后辈的命运。

徐则臣从以上三个维度书写了大运河文化的悠久历史及其对当时与后世的深刻影响，并以此为中心辐射到百年中国人的物质世界和精

神世界。

”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①，当代中国叙事是历史中国书写的重要内容。如果说《北上》重在探寻与追溯民族历

史；那么，“京漂”“花街”系列小说则重在叙述当代中国，题材多聚焦城市化进程、乡村变化、农村人口转移等中国社会结构性变

化中的重要现象。小说中的故事只有在城乡变迁的大背景中才能成立，寻常的生活对应着当代中国几十年发展的风云变幻。需要注意

的是，这些小说虽叙述一个或几个人的生存状态，历史的面相却往往潜隐其中。贵感的是，历史中国叙事并没有成为既往研究的重要

话题。“京漂”系列小说叙述了中国加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这是徐则臣小说当代中国叙事的重要内涵。在《天上人间》的后记中，

徐则臣坦言，中国城市化进程、城市与人的关系是其在创作中思考的重要问题②。小说中的地点如北京西郊，如今已遍布现代化高

楼，早已不是京漂族租住的低矮平房区。小说与现实的互文效应也映衬出徐则臣城市化书写的显著特征。“城市化是以农村劳动力和

人口流转为牵引、涉及各种要素在部门和空间再配置的系统工程”③，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结构性变化，这一变化对理

解当代中国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在短短几十年里完成了西方百年的城市化进程，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城市化率迅速提升。徐则臣的小说

展开了对当代城市化进程的叙述，奋争的京漂者与繁华的都市一起构成充满时代气息的当代中国景观。更值得注意的是，城市化是全

球性现象，而徐则臣书写的是“中国式”的城市化。有学者指出，土地的公有制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基础，特别是农村士地的集体所

有制是城市化进程中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农村劳动力在流向城市时，仍保留退回农村和从事农业经营的权利，农村劳动力在城乡

之间可进行就业转化，这使得中国的城市化是在保持社会秩序稳定的情形下推进，并规避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中的贫民窟问

题”④。徐则臣笔下的京漂故事线索总是系结着乡村，小说中往往呈现容易被忽视的京漂者返乡的细节。譬如，《啊，北京》中的边

红旗返回故乡，《如果大雪封门》中的林慧聪也要回到南方的老家，《在屋顶上》的“我”最终回到故乡花街，《狗叫了一天》中的

张大川和李小红夫妇回了老家。他们之所以想返乡或者能返乡，正是因为乡村仍有属于自己的土地、尚有自己的"老家”，这是由中

国特有的土地制度所决定的。京漂故事在城沛化的进程中具有普遍意义，在中国的其他城沛同样也可以看到类似的群体。因此，徐则

臣的"京漂”系列小说成为叙述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活文本，承载着历史中国最为深刻的时代记忆。

注重突显快速变化着的社会生活这一时代特征，以此来呈现当代中国的发展图景，是徐则臣当代中国叙事中非常值得关注的个性

化特征。在“京漂”“花街”系列的许多小说中都有“跑步”这一细节，它的反复出现使其成为一个关键词，并因其与时代节奏的暗

合而具有了一种象征意义。最有代表性的小说当属《跑步穿过中关村》，小说题目直接用了“跑步”一词。小说把主人公敦煌的跑步

场所设置在拥挤、繁华的中关村。在熙攘的都市中，敦煌的跑步表现出一种强劲的前行力量，与中关村所具有的快节奏氛围融为一

体。国外有译者意在将《跑步穿过中关村》译为《跑步穿过中国》⑤，由此可见，“跑步”也成为”他者”理解当代中国的一个通

道。《如果大雪封门》中的“跑步”是故事延展的动力，小说中“我”用跑步的方式来治疗头疼病，在跑步中认识了来自南方的林慧

聪。两个京漂少年在北京的小巷里奔跑，显露出他们对都市生活节奏的一种不可名状的感知和反应。《屋顶上》的“我”和宝来习惯

在后半夜跑步，看都市中夜晚的广场、酒吧和女人。在他们的眼中，夜晚的都市依然充溢着炫目的光彩。《轮子是圆的》中”我”在

跑步时了解了咸明亮的劳碌生活和都市梦想，咸明亮的那句“轮子是圆的”也指向了奔跑。《六耳猕猴》开篇描写了主人公冯年晨跑

的情景。冯年穿着西装跑步，以便挤上公交车去中关村上班。此外，《天上人间》《午夜之门》《夜火车》等小说中也都出现了跑步

的细节。如此多的跑步细节为我们建立起对这个世界的基本感觉，即时代在快节奏向前发展。小说中的跑步是人与城市关系的一种对

立和融合方式，突显了时代对人物行为和精神的影响，即跑步不仅是行为意义上的，也是心理意义上的。徐则臣用“跑步”建立了一

种隐喻的诗学，用以表达当代中国的发展活力。时代快节奏的变化同样体现在乡村变迁的层面。不难发现，这些小说都有一条隐形的

叙事线索指向“京漂者”的故乡。城市化的迅猛进程必然涉及乡村的巨大变化，乡村之变也展示着当代中国之变。因此，徐则臣的小

说呈现了城乡变迁的整体面貌，从而有效地实现了对当代中国的历史书写。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现，更有

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①徐则臣从民族历史和当代中国两个向度作历史中国书写，呈现了

新时代文学历史性和时代性的艺术特征。

二“文化是我们的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新时代文学建基于生生不息的中华文化传统之上，并承担着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的文学使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直是作

家创作所依托的思想资源。徐则臣曾说：“文化是我们的根，也是文学的源头我的确对传统文化生出了前所未有的激情，我希望自

己能把历史看得更清楚，同时找到自己的'来路'。”®这一认知与20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作家的观念看似相近其实并不相同，

”文化是我们的根”是从肯定的、"立”的层面找寻中华文化之“根”。以徐则臣为代表的“70后”作家受到新时代国家发展战略与

格局的影响，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显著提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书写更加从容、丰富和开阔。徐则臣具有一种创作上的自觉意

识，在寻找“来路”的探索中更显著地呈现出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学品格。

书写生命之美是徐则臣在创作中康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体现。当代美学家刘纲纪指出："从近现代哲学的观点来看，

我认为《周易》的哲学乃是中国古代的生命哲学，这是《周易》哲学最大的特点和贡献所在。”®《周易》形成的生命美学与儒家、

道家的道德伦理融汇在一起，构成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涵。书写生命之美，表现中国人对生命价值的体认，是徐则臣小说创作的

个鲜明特征。其“京漂”系列小说大量描写了边缘人物的生活状态：他们在社会的底层坚韧地谋生，在车站、天桥、地下通道中有他

们奔波的身影。这些人物很容易被塑造成游荡者的形象，他们或在贫困中颓废，或在挫败中消沉，然后在酗酒、暴力中走向堕落和死

亡。西方现代派小说以及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许多小说都作了类似处理。但徐则臣却把“京漂者”的生命写得坚韧、蓬勃和刚健，使

小说充满着震撼人心的生命之美。《啊，北京》中的边红旗“创业”屡遭挫折，生活窘迫，仍在都市中倔强地寻找生活的希望，他骑

自行车穿过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的行动力让人动容。同时，他创作诗歌、参加诗歌朗诵会，彰显了生命的韧性与激情。《三人

行》中的佳丽在北京打拼八年，居无定所，历尽艰辛，但仍然充满生命的活力和希冀。《跑步穿过中关村》中的敦煌拼搏奋斗，从不

气馁，自行车被盗他就跑步送货。《如果大雪封门》中的林慧聪即使谋生之路变得愈加艰难，他也坚持等待下雪，期望能够踩着积雪

走遍北京。《轮子是圆的》中的咸明亮相信”轮子是圆的”，人只要活着就会有路可走。《成人礼》中行健的工作仅足以勉强糊口，

却保有追求爱情的勇气，遭遇挫败后依然满怀希望。《看不见的城市》中的天岫在西郊的建筑工地上干活，但怀揣着“盖楼”的梦

想。如上所述，徐则臣不仅生动地描画了"京漂者”打拼的生活图景，而且深深地触及了人物的精神内核。生命之美包蕴着敬畏生

命、自强不息的民族文化精神，这正是新时代中国文化精神的具体显现。“京漂者”在卑微、辗转的劳碌状态中，没有将未来委于天

命，内心总被执着的希望所照亮，始终维护着坚韧、奋争之于生命的意义。在他们身上寄寓最朴素的生命伦理，呈现中国人对生命的

自我认定，这是徐则臣生命书写的独特价值所在。叶朗认为：”无论是自然物，也无论是艺术作品，最重要的，并不在

于美或丑'，而在于要有生意'，要表现宇宙的生命力。”①从这个意义上说，徐则臣在小说中生动地绘制了一幅"美在生

命”的瑰丽图画。

在小说中，徐则臣也叙写了浓厚的家国情怀。家国观念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涵，《大学》里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的思想在历史长河中已融入中国人的精神血脉。家国观念涉及群体与个体的关系，儒家传统倡导群体观念，但并不排斥个体诉

求。在西方经济、文化的冲击下，虽然晚清的“天下”观念有所削弱，但个人对国家的归属感依然强烈，即“归属于国家，成为现代

民族国家强盛所要求的新国民”②。《北上》成功塑造了一位具有家国情怀的晚清知识分子。《北上》的故事发生在19世纪与20世纪

之交，此后一百多年是中国社会秩序重建的时代，内外矛盾与新旧观念密集交织在一起，共同推动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变迁。在这个史

无前例的大变革时代中，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和情感结构都是异常复杂的，他们关注着国家的变革和走向，也思考着自己的身份定位

及如何作出调整。清未的历史状况，是谢平遥所处的“典型环境”，因而他所表现的家国情怀也就具有了更多的思想文化内涵。谢平

遥最初在翻泽馆做英语翻译，关注时局变化和域外异动，总想投身到救国图存的活动中。他为了摆脱庸碌的工作，从上海辗转到了准

安漕运总督府，后来又去了清江浦的造船厂。谢平遥在造船厂时希望自己的生命更有意义，便在戊戌变法后去北京见证和参与时代变

革运动。受朋友李赞奇的委托，谢平遥离开造船厂，携小波罗沿大运河北上，他觉得这是一种抵近生命理想的新生活。显然，谢平遥

的人生选择是基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更是源于对国家命运的关注。他希望打开通往理想人生的路径，这构成其北上的主要精

神动力。在北上的船上，谢平遥阅读康有为的《人类公理》《日本书目考》，体悟龚自珍辞官南下之际的情感，诵读《己亥杂诗》中

那首”少年击剑更吹箫”的诗句，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来激励自己，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他关心民族命运、呼唤社会变革的爱国

情怀。作为变革时代中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谢平遥始终保持着对国家、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徐则臣对其形象的成功塑造极大地深

化了《北上》的思想内涵。

对故乡、家园的叙写是徐则臣家国情怀书写的另一个向度。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认为：“中国人的家之特见重要，正是

中国文化特强的个性之一种表现。”③在中国的文化观念里，"家”的概念又常常超越其作为社会最小单位的意义，正如费孝通所

说，“自家人的范围是因时因地可伸缩的，大到数不清，真是天下可成一家”®。因此，天下、国家、民族、故土、家园、家庭等概

念往往融汇在中国人的家国情怀中，成为一种人格力量的成因和文化精神的来源。徐则臣的“花街”系列小说叙写了城乡变迁中离乡

者的思乡之情，这表现在《花街》《失声》《鸭子是怎样飞上天的》《弃婴·奔马》《逃跑的鞋子》《鬼火》《这些年我一直在路上》

《人间烟火》《大水》《镜子与刀》《伞兵与卖油郎》等作品之中。

《耶路散冷》是徐则臣获得广泛好评的小说，故乡情怀的叙写是其蕴含的重要主题。从表面上看，《耶路撒冷》所写似乎是一个

与故乡无关的主题，“到世界去”才是其叙事重心。因主人公初平阳的梦想是去耶路撒冷留学，因此多有研究者将其归为“到世界

去”的主题类型。这种探讨有其合理性，但忽略了中国人“到世界去”与“归故乡”之间的情感关联。中国人自古就有志在四方的追

求，也有故土难离的情愁，二者并不是对立的，这恰恰是中华民族兼具生命理想与家国情怀的表现形态。《耶路撒冷》虽然表面上指

向代表着梦想的远方世界，但所展开的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思乡和返乡的故事。初平阳沿运河走近故乡时的心理俨然是“近乡情更

怯，不敢问来人”的情感再现，与儿时玩伴的交往呈现了故乡的人事和物事的变化，表现了乡情、爱情和友情的纠葛。在这个过程

中，“到世界去”的念想丝毫没有影响故园之情，对故乡、家园的热爱和眷恋弥漫在整个叙事氛围中；不仅如此，后者反而削弱了前

者，事实上使得“耶路撒冷”变成了“花街”的一个指称。小说最后没有交代”大和堂”房子卖掉与否，也没有说明初平阳赴耶路撒

冷的计划是否成功。不妨试问一下，即使初平阳如愿出国留学，那么又将拥有怎样的情感状态？这在《耶路撒冷》中是无解的，但我

们或许可以在其"域外”系列小说中找到答案。《中央公园的斯宾诺莎》中身在异国他乡的大学教授老冯具有浓重的思乡情结，他认

为最大的乡愁是“语言”，所以，他每个月都要去中餐馆吃一顿饭，”就为了听听老板和厨师说话”，而且“老冯跟他的猫都是说中

文的”①。显然，老冯的乡愁已不仅是对家乡的怀恋，更是对祖国的思念。老冯的这种情感与初平阳的故乡情结接续，充分体现着中

华民族的家国情怀传统。

徐则臣的小说还通过人物塑造弘扬了中国道德文化的优秀传统。梁漱溟认为，中国传统道德让人省察自己和理性自律，这是中国

文化在人类文化中早熟的一种表现，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自有孔子以来，便受其影响，走上以道德代宗教之

路”(《中国文化要义》，第103页)。因此，道德书写也是新时代文学的应有之义。徐则臣笔下的人物往往具有强烈的道德认同

感，多有仁爱互勉、善良宽厚的人伦友情和道德人格。通过塑造一组人物形象，在其相互关联中展现道德元素，这是徐则臣道德书写

的重要特征。《西郊故事集》系列小说中的"我”、行健、米箩、宝来是同租一室的“兄弟”，他们在拼搏奋斗中表现出患难与共、

亲如同胞的关爱、互勉之情，他们对搬来的"邻居”咸明亮、冯年、天岫、张大川和李小红夫妇等也充满了乐善好施的仁爱之心，如

他们经常帮助咸明亮搬运汽车零件、细心照料张大川的傻儿子等。《三人行》中的康博斯、班小号和佳丽在各自的人生波折中，相互

之间总能宽厚相待、和谐共处。《耶路撒冷》里的初平阳、舒袖、易长安、秦福小、杨杰等一直保持相依相助的友情，都对景天赐之

死怀有内疚和救赎之心。《北上》中谢平遥一行人在漫长的行程中，"内部”没有出现过”内江”，即使命运乖蹇，也能惠难与共，

展现了“人与人之间最为朴素的相知、相爱和相信”®。这些传统道德中的仁爱和谐、宽恕恻隐等方面，是徐则臣小说中传统道德书

写的主要内涵。

徐则臣注重从人物的道德观念中呈现人性之美，发掘道德文化之于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花街》可以称得上是一篇”道德小

说”，小说中的许多人物具有高尚的道德：麻婆的坚毅，祖母的仁慈，蓝麻子的宽恕，良生的孝悌等。主人公老默在花街以修鞋为

生，守望麻婆，一生相望，孤独终老，其身上所散发的生以载义的道德光芒形成小说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西夏》是一篇充满道德温

度的小说。主人公王一丁因一张写有自己名字的匿名便条，被派出所安排领走哑女西夏。尽管王一丁对哑女的来历一无所知，但他还

是收留了西夏。王一丁对西夏并无任何非分之想，他的举动完全出于良善、恻隐和仁厚的道德观念。此外，《失声》中姚丹与冯大力

的生死恩爱，《王城如海》中罗冬雨的笃定守信，《午夜之门》中智二先生的忠信仁义，《我们在北京相遇》中袖袖的仁爱孝悌，都

呈现了传统道德对生活和生命的意义，并显示出中华民族精神的时代演进，正如有论者所说，”中国底层就是以这样坚韧阔大的人性

之美，几千年支撑起一个民间世界，从而赓续着民族的血脉”①

三从叙事到抒情：中国艺术传统资源的当代转化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文艺工作者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③传承中国文学传统是

践行这一要求的重要方式。在中国艺术传统资源的继承和转化方面，莫言对徐则臣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徐则臣曾坦言以莫言为师，

重在补上”传统文学”和“民间文学”两门课：“在当下中国，如果想写出真正的中国式小说，做一个真正有意义的中国小说家，我

需要补这两门课。自己看书、思考当然也能有所长进，但我觉得还是需要系统地钻研。莫老师在这两方面最有心得，创作实践也最为

充分，跟他读书的这两年我受益良多。”③可以说，莫言是徐则臣在小说创作中继承中国文学传统的重要引领者。在叙事传统方面，

对徐则臣创作产生深刻影响的古典文学作品之一是《聊斋志异》。莫言多次谈及《聊斋志异》对自己创作的影响，“自觉地以蒲松龄

先生作为自己的榜样来进行创作”④，这对徐则臣应该具有直接的示范意义。徐则臣曾说，在继承传统文学资源中，要把“读《聊

斋》的心得用进小说”⑤。徐则臣对《聊斋志异》的叙事借鉴主要体现在小说世界的整体构造方式方面。《聊斋志异》鲜明地分列出

狐鬼和人世两个世界，而目二者相互连通，这种设置是聊斋世界的整体构造方式。徐则臣对该构造方式的借鉴集中体现在其”域外”

系列小说中。

徐则臣的“域外”系列小说创作历时十余年，其艺术特征呈现统一性，每一篇作品都显著设置了两个世界。譬如，《古斯特城

堡》中城堡不为人所知的历史世界与房东约翰安格尔、邻居缅甸难民所处的当下世界，《瓦尔帕莱索》中吉普赛女人的神秘世界与

“我”及老宋的现实世界，《玛雅人面具》中玛雅人胡安的虚幻世界与“我”及父亲的真实世界，《斯维斯拉奇河在天上流淌》中冰

钓老人的孤独世界与周围人的喧嚣世界，《紫晶洞》中失踪老板的生死世界与水晶开采的欲望世界，等等。可以看出，徐则臣在小说

中设置了“异界”，并通过对两个世界的叙述来表现当下的生存境况。上述叙事设置均指向了《聊斋志异》的艺术经验。如同《聊斋

志异》中狐鬼和人世之间的相通，徐则臣的“域外”系列小说中的两个世界也是可以“穿越”的，因而其叙事也具有跳跃性的特征。

孙犁把《聊斋志异》的叙事跳跃性与其简洁性、传情状物性提高到呈现小说精神的重要地位⑥。《聊斋志异》的《画壁》一篇中，朱

孝廉见壁画中绘有一垂薯天女，“不觉神摇意夺，恍然凝想。身忽飘飘，如驾云雾，已到壁上”；不久，他“遂飘忽自壁而下”，复

返人间，“共视拈花人，螺髻翘然，不复垂髫矣”⑦。《聊斋志异》对人物在“异界”之间的进出处理得极为自然、精炼，叙事可毫

无障碍地跳跃、转换。徐测臣深悟这种跳跃之法的精妙之处，其”域外”系列小说中“异界”间的叙事跳跃、转换也处理得干净利

索。譬如，《紫晶洞》以紫晶洞形状酷似失踪中国水晶老板侧脸的细节，瞬间打通了死亡与现实生活世界；《蒙面》中电视新闻里有

主人公的影像，但最后查无此人，叙事迅速地由现实转入虚幻；《斯维斯拉奇河在天上流尚》先以《如果大雪封门》中的林慧聪进入

虚构世界为开端，结构变化后叙事视角直接转入现实世界，几进几出，如此反复，作者对两个世界的叙事自如地转换。

需要说明的是，建构非现实世界的方式在创作中并不少见，对荒诞、梦幻世界的表现是当代小说的重要主题，但如《聊斋志异》

那样在整体结构上对两个世界既分别构建又打通融合的艺术方式却不多见。徐则臣的“域外”系列小说脱离了神仙狐鬼的叙事语境，

但以现代人对神秘、荒诞的世界体察及对表象与真实之间复杂关系的认知，为“异界”切换的叙事方式提供了自洽性和逻辑性。徐则

臣从《聊斋志异》中获得了启示，在叙事转换中手法灵活，从而使“域外”系列小说具备如《聊斋志异》般灵动的叙事魅力。作这样

叙事转换处理所需要的自信与勇气，来自徐则臣对传统文学资源的深刻体悟和自觉传承。

徐则臣对叙事传统的继承还表现在对传奇性和民间性的重视与探索方面。徐则臣近几年创作的“鹤顶侦探”系列小说将“传奇”

与“民间”元素交融在一起，是其康续叙事传统的重要体现。传奇叙事的渊源可以追溯到鬼神叙事的起始，其至唐代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

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①。唐传奇影响深远，对传奇叙事传统的形成意义重大，"是中国文学史，特别是其叙事传统发展历程

中的一座里程碑”②。传奇叙事传统影响了当代许多作家，如汪曾祺、莫言、贾平凹、余华等，徐则臣继承了该传统并作了新的探

索。“鹤顶侦探”系列小说的故事均发生在运河之畔的鹤顶小镇，该镇运河中的芦苇荡藏有一处“小鬼汉”，这是故事发生的主要空

间。小说以案件侦探过程为线索，重在”传奇”叙事，又加入“民间”元素，使小说形成了显著的传奇性、民间性的艺术特征。《船

越走越慢》叙写了渔民"老鳖”与儿子帮助派出所侦破”小鬼汊”赌博案件的故事。小说情节充满悬念、引人入胜，人和事都具有传

奇色彩。《虞公山》的故事由“死人回家”的民间传说开始，叙述一个盗墓案件的侦办过程。传奇的情节中不时有民间故事穿插进

来，增强了整个叙事的推动力。在外跑船的父亲与在家的儿子的精神联结就是依赖这些民间故事来维系，小说的叙事突显了民间元素

的重要意义，“人生很复杂，并非万物都按照简单的规侧运转，看似矛盾的事情有时反而揭示了人生的真实。民间故事很好地将这一

点传达给人们”。可以看出，在这些小说中，民间元素在情节推动、人物塑造、环境营造等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与传奇元

素一起形成一种内含中国气韵的艺术魅力。

小说中蕴含的抒情特征也是徐则臣赓续中国艺术传统的另一个重要指征。20世纪60年代陈世骧提出了抒情文学传统的概念，唐君

毅、徐复观、高友工等人也对抒情传统进行了深入论述，从而使得抒情传统形成了一种重要的学术话语谱系。陈世選认为，中国文学

传统是一种区别于西方叙事传统的抒情传统：”一边是原生的、足为范式的作品《诗经》《楚辞》，另一边是荷马史诗和古希腊戏

剧，启动了两大文化的两个极其丰盛的文学传统。”④对抒情传统的研究业已突破了古典文学领域，逐步拓展到中国现当代文学领

域，比如郁达夫、沈从文、萧红、汪曾祺、迟子建等作家，其在小说中继承赓续抒情传统的问题已引起学界的关注。有学者进一步展

开对抒情传统的研究，探讨更年轻的“70后”作家创作中的抒情特征，认为”70后”作家的创作赓续和扩展了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①

。徐则臣的小说接续了抒情传统，表现出独特的抒情气质。其小说在叙事中始终注重对人物内心感觉的表达，比如，"京漂”系列小

说叙写了打工者在艰难谋生时的孤独和苦闷，以及在都市打拼时的漂泊感和无力感；“花街”系列小说叙写了离乡者的追忆和感怀，

以及他们在返乡时的流连顾盼和自我悔愧。《耶路撒冷》开篇就是一个极具抒情意味的描写，初平阳顺运河而行，看见运河边的一草

一木，顿生浓浓的乡愁。《北上》则鲜明地表达了谢平遥、谢望和、邵秉义、孙宴临、周海阔等人物对大运河眷恋不舍的情感，其中

邵秉义像鸬鹚一样蹲在船头不愿离开运河的细节描写，构成了一幅极具艺术冲击力的抒情画面。更为重要的是，徐则臣小说所呈现的

更多的不是感伤和消沉，而是一种充满希冀的情感，以及对国族和社会进行深刻思考的真挚情怀。在充满商业气息和物质欲望的社会

中，徐则臣小说中的许多人物都满怀对未来的憧憬和梦想，在艰难、仿徨时也表现出积极向上的精神特征与生命力量。如边红旗在街

头呼喊“啊，北京”，返乡的初平阳参与故乡花街的纪念馆扩建等活动，辞职的谢平遥投身到社会变革的洪流中，等等。小说中的人

物往往以对未来的美好期许来弥合现实困难所带来的伤口，在困境中用希望支撑自己前行，以个体的朴实信念或者对现实和历史的思

考重建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在"70后”作家的写作中，这种抒情特征成为徐则臣个性化写作的一个重要标识，它根植于徐则臣个人的

情感态度以及对时代整体精神风貌的把握。

近年来，有学者对抒情传统的概念作了反思性讨论，更强调”诗缘事”的中国诗学传统®，重在考察“情何以产生”。这为我们

在叙事文体中思考抒情的方式提供了更多的思路。在这种理论视野中，徐则臣小说中所呈现的“仰观俯察”的抒情方式值得关注。徐

则臣的许多小说都有一个特别耐人寻味的细节：人物往往站在一个”制高点”，比如站在立交桥、天桥、楼上、屋顶上来观察周围的

世界。如《啊，北京》中的边红旗常站在立交桥上俯视川川流不息的车辆，《跑步穿过中关村》中的敦煌常站在天桥上观看四周的居民

区和街道。《北京西郊故事集》收录的9个短篇中都有对“屋顶”的场景描写，有的小说中“屋顶”一词出现的频率非常高，譬如《如

果大雪封门》中出现27次，《狗叫了一天》中出现15次，《屋顶上》中出现14次。由于人物租住平房，屋顶容易被作为活动场所，然

而我们不能因此忽略“屋顶”的象征意义。小说里，在“屋顶”上观看成为人物观察世界的方式，这对理解人物的精神世界具有不可

替代的意义，“正是观看确立了我们在周围世界的地位”③。行健、米箩、宝来与边红旗、敦煌一样，在观看繁华的都市中看清了形

单影只的自己，滋生出或悲凉或激昂的情感。他们階站在高处俯视或远跳，这种行为具有登高抒怀的意味。当然，他们在高处不仅

”俯察”还”仰观”，如《如果大雪封门》中的”我”常常在屋顶上跳望冬天的阴沉天空和飘散的烟雾，内心充满孤独和悲伤的情

绪。仰观俯察的观照方式在《耶路撒冷》和《北上》中也有突出的呈现。即使人物活动的空间没有”制高点”，小说也会”制造”

个出来，用以仰观俯察。譬如《耶路撒冷》的结尾描写初平阳、杨杰、秦福小等于夜晚送别易长安后在月台喝酒时的场景：“不过，

假如碰巧有只勤奋的夜鸟从高空飞过”，五人“围坐成一圈在狂欢，而此刻，天上斗转星移，露水正从头顶以谁都看不见的方式降

落”④。夜鸟飞过的高空是被”制造”出来的”制高点”，由此，小说叙述者得以在飞鸟的视野中进行俯察观照。这段描写有一种闹

市中别辟一块“桃源”之地的抒情意味。与此相似，《北上》开端叙写小波罗坐吊篮升空进入无锡城，进而描写了他在空中俯视"大

清国”的人间烟火以及感受。在这些仰观俯察的细节中，徐则臣细腻刻画了人物丰富而复杂的内心情感。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仰观俯察”是中国人观察世界的一种传统方式。宗白华认为此观察方式表现了中国人特有的宇宙感，是中

华民族的哲学：”俯仰往还，远近取与，是中国哲人的观照法，也是诗人的观照法。”①"”仰观俯察”根植于中华民族古老的传统思

维，《周易·系辞下》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测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

于是始作八卦。”®这种观察世界的方式不仅产生意象，而且蕴含着情感，符合艺术创造的基本诉求，如朱光潜所指出的，“艺术的

任务是在创造意象，但是这种意象必定是受情感饱和的”③。不仅如此，该观照方式还进一步地创造出新的艺术元素，从而丰富和深

化了作品的艺术内蕴，正如徐复观所云，“自然的新生命，是由美地观照所发现出来的”④。因此，中国人观察世界的方式在许多艺

术类型中形成散点透视、移步换形的艺术特征，它们都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从这个意义上说，徐则臣在小说中所呈现的抒情特点及

其表达方式，都体现了其对中国艺术传统资源的继承与转化。

作为“70后”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徐则臣以其在小说创作方面所作的艺术探索，为探讨新时代文学的艺术特质与话语建构提供

了一个可供参考的例证。在新时代里，徐则臣与其他作家的创作实践，对民族历史和当代中国所作的创新性叙事，均体现出他们对国

家、民族等宏大社会命题的关注与思考，以及他们在调整文学与现实关系上所作的努力。他们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文学传统资

源的继承与转化，不懈地作着新时代文学创作民族化实践的探索，努力重构并凸显具有中华民族风格的叙事与审美方式。新时代作家

在创作中呈现的这些创作新变，理应是新时代文学特质与话语建构的重要内涵之一。

通过从新时代视阈对徐则侧臣等代表性作家的创作进行具体分析，可以更为有效地研究新时代文学的源流与新变，从文学史视野与

创作实践的双向维度清晰地辨析出何为"新时代文学”。结合对创作实践的考察，即对徐则臣等新时代作家何以实现创作上的突破与

创新加以研究，也有利于对新时代文学作出理论层面的探讨与总结，有助于促进新时代文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任何一个时代的经典文艺作品，都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的写照，都具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和特征”⑤。跟上新时代的节奏，关

注新时代文学进程，促进新时代文学的进一步发展与繁荣，这不仅是作家所肩负的时代责任，也是研究者所需共同承当的时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