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比较文学学者们不断更新对于学科本质的认识，追问其发展的未来，所有探究都集中在“比较文学如何命名、囊括和勾勒日趋复杂的跨越国别与民族的文学”，这一“伴随着比较文学的困境一直存在的问题”[1]，随之产生的即是对歌德的“世界文学”的重新认识。被称为世界文学理论研究的“圣三一体”(a“Holy Trinity”of scholars)的三位学者的讨论最能代表这一时代对“世界文学”的反思。

法国文学批评家帕斯卡尔·卡萨诺瓦(Pascale Casanova)在《作为一个世界的文学》(“Literature as a World”)一文中对世界文学的产生和流通进行了分析，大胆设想了一个被称为“文学的世界共和国”的领域。为了抵制比较文学研究的泛政治化倾向，卡萨诺瓦所构想的空间具有相对自治性，语言、文学和政治在其内部以相互重叠、渗透和遮蔽的形式对空间进行统治，三者表现为由深及表的特征，即政治是最为外显的力量，而语言是最易被遮蔽的力量。美国比较文学学者弗朗哥·莫莱蒂(Franco Moretti)在《世界文学猜想》(“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2000)一文中采用“远距离阅读”(distant reading)的文学史研究方法，展现了欧洲现代小说的兴起是英、法的形式和地方材料折中的结果。他运用比较语文学的“树状结构”和历史语言学的“波浪”来阐释作为“问题”的世界文学如何在多样性和统一性的两种趋势的共同作用下，融合、抵抗、再融合，不断延展，从而在“聚合-分化”的张力下形成世界文学和民族文学的不同样态。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的大卫·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在《什么是世界文学》(What is World Literature?)的结语(“World Enough and Time”)中提出了以世界、文本和读者为中心的“世界文学”的三重定义。达姆罗什认为民族文学想要进入世界文学或者在世界文学中发挥作用，需要翻译来完成，而世界文学的研究应当比现在更为积极地去包容翻译。但同时，达姆罗什也认识到翻译文学作品的意义存在不同层次，在翻译过程中，这些不同层次的意义并不是“齐头并进”的，而是“参差不齐”地通过翻译表达。

从以上三位学者的讨论可见，语言及翻译问题成为当今世界文学探讨中的核心话题。这种世界文学不再是多极、割裂的，而是间性、交互的，不同民族文化中的文学可以在语言-翻译的通道中互鉴互赏，这对于民族文学的发展至关重要，因为在世界文学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才是民族文学长久生存的保证。

一、基于“语言-翻译”的世界文学

1．“语言-翻译”对世界文学概念的改造

卡萨诺瓦的世界文学“空间”内部的等级制和不平等性，虽无法消除，但可以借助翻译复杂的认可机制使得等级之间产生流动，例如文学权力区域内的作家或翻译家对权力区域外的文学作品或作家产生关注的情况，就会产生边缘向中心的转移。“空间”的相对独立并不代表自给自足的运行模式，因为其最初依赖于民族政治关系，只是之后通过自治化的过程逐渐摆脱这些关系，但依赖并不完全消失，而是以其他的形式存在，尤其表现在语言层面上，因为语言与文学和政治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并且语言层面上的依赖往往会遮盖政治，甚至文学上的依赖性。

莫莱蒂在解决世界文学这一“问题”时运用的方法，可被视为对自然选择理论的回归，他用欧洲小说的例证揭示了文学发展的演化过程及生命周期。进化论生物学家阿尔贝托·皮亚兹(Alberto Piazza)为他的《曲线、地图、谱系:文学史的抽象模式》(Graphs,Maps,Trees:Abstract Models for a Literary History,2005)撰写了跋，其中把生物的新陈代谢与文学的新陈代谢进行类比，认为文学经过翻译之后，并不在于翻译结果如何影响翻译接收者，而在于经过翻译之后产生的“形式”上的“改造”，即产生形态学的革新，这种新生的形态才对文学的进化过程产生推动意义。

卡萨诺瓦认识到语言在世界文学空间中的重要作用，莫莱蒂提供了语言在世界文学形成过程中重要性的具体例证，即语言转化、形式改造推动文学或“树”状或“波浪”状地向外散播，而达姆罗什则直接地表达“世界文学是从翻译中获益的文学”，并且这种获益并不是通过翻译形成的一套经典文本，而是对于不同时空碰撞后的结果的阅读模式，因为只有外国作品开始在我们头脑中发生共鸣，世界文学才会全力活动起来。但是这种阅读需要坚持距离和差异的原则，不能妄图在源语文化或目的语文化的空间内阅读，而要以超然的姿态参与其中，感受一种“易于己、别于他”的美。

2．“语言-翻译”对世界文学观的改造

语言影响着世界文学“空间”的等级与不平等，语言推动着世界文学的衍生和发展，语言构成了世界文学的内容，这一切都揭示出“语言-翻译”问题是构建世界文学理论大厦过程中不可跨越的一个议题，正如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所说的那样，“没有翻译，世界文学就无法进行概念界定”[2]。“巴别塔”的隐喻告诉我们:世界的多民族性和由此导致的分裂、冲突、战争，都源于语言的差异。因此，世界文学理论家们也逐渐从语言问题入手，试图重建文学世界里的“巴别塔”，这座塔必定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闪耀普遍的人文关怀。但是，应如何把握世界文学视域下的翻译问题呢?纽约大学法语和比较文学教授艾米丽·阿普特(Emily Apter)也提出了相似的拷问:“翻译所产生的新文体是失败的吗?共同比较基础的缺乏是否促进了文学的进化?(种类意义上)变异是都必须以文化差异的杂合模式为代价而实现?”她在《翻译地带:一种新的比较文学》(The Translation Zone:A New Comparative Literature,2005)中提出了一种基于翻译而非基于民族的新的比较文学观，似乎有助于对上述问题的认识。

在书中，她借吉奥尔吉奥·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的研究说明，通过国家结构、民族血统或土地疆域而无视各种语言的做法是不合理的，因而要打破它们之间的连接点;进而借萨缪尔·韦伯(Samuel Weber)的话阐明翻译中涉及的语言是“自然的”或“民族的”，而比较文学是“各种语言隶属其中的普遍性术语”，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她解构了世界文学所面对的语言实体论;并且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语言的一神论”也推导出语言命名中的不可译性。综上所述，阿普特认为有必要创建一种“寻求用语言的多元性和虚假的民族间性来突出语言世界的名称的特点”的新的比较文学。爱德华·格里桑(Edouard Glissant)关于克里奥尔语的阐释使她看到了希望，她认为“克里奥尔语预示了一种后民族主义的语言状况，也质疑了语言的单一化，就此而言，它可以被说成是象征了一种基于翻译的新型比较文学”[3]。翻译所形成的克里奥尔语是世界文学中的“巴别塔”，它在承认语言的不可通约和不可译的基础上给出了世界文学中语言构筑的答案。

至此，阿普特在他人研究的基础上完整展现了她对于“基于翻译的新的比较文学”的可能性的阐释，同时也解决了世界文学视域下翻译的不可把握性，即语言在相互阐释的过程中生化出了“非此非彼”的形式变体(克里奥尔语或洋泾浜)，这是人类活动推动语言交流而衍生的产物，它避免了陷于对翻译问题的固化认知，即翻译的“真、善、美”的标准问题，跳出价值判断的困囿，得以拥抱翻译本真，承认翻译的实际发生在世界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凸显对翻译认识的一种人文主义倾向，即不以任何的外物来衡量自身，拥有“发生即存在”的精神实质。可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文学体系，在这里没有所谓的中心、边缘，可见的是一个包容的世界———宽容、自由、尊重词语的空间，它的语言是混杂的，文化是杂糅的，翻译是可以容纳一切差异的。

二、基于“语言-翻译”的世界文学的间性特质

1．“间性”思维

国内学者指出，“在文学理论兴盛的20世纪，‘极性’特征十分明显，文学理论的‘极性’取向是思想活跃的一种表征，显示出强大的思想张力”[4]。但“极性”思维给我们带来的多是“非此即彼”式的静态、固化与争执，这对理论的发展并无益处。因此进入21世纪以来，理论家们在诗学领域逐渐抛弃二元思维的模式，在极性思维之间寻找崭新、多元的平衡点，即“间性”理论。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是20世纪西方哲学中凸现的一个范畴，从广义上理解，“主体间性是人在对象化活动中与他者的相关性和关联性”[5]。它主要关注作为完整的个体而运作的主体怎样与另一个主体互相作用，强调每个个体都不是独立自主的存在，而是与其他主体的共在。此理论被广泛应用于人文社会学科的各个领域，例如传媒、法律、教育、文学等，其中作为比较文学中媒介学的研究内容的翻译，也运用此理论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讨。从上面对四位学者关于“世界文学”概念的理论探讨中，我们再一次发现了间性思维的存在。

2．世界文学的间性特质

通过对进入21世纪之后三位主要学者的理论探索之路的梳理，我们清晰地认识到，“世界文学”早已不再是歌德口中的那个观念或展望，也不再是韦勒克所认为的“三层次”，而成为一种无形的客体，它在卡萨诺瓦那里成为一个“空间”，在莫莱蒂那里成为一个“问题”，在达姆罗什那里成为一种“阅读模式”，所有的这些都预示着当今学者们认识中的“世界文学”概念具有了多维性和动态性的特点。多维性表现为多极化，正如莫莱蒂所说，“体系是一，但并非是一体”，并不存在一个被广泛认为的世界文学的客观实体，它只是学者们所感知到的一种现象，我们努力想要厘清这种现象里的各种原因、方式、规律、影响等因素，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这个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的主观产物，步步探求，种种思考，让认识更为丰富、清晰和客观;动态性表现为不确定性，在卡萨诺瓦那里，文学共和国的中心、次边缘和边缘三者之间，可以相互流动，在达姆罗什那里，超经典、反经典和影子经典三者之间也不是一成不变。[6]在世界文学的世界里，任何被定义的东西都必须加以时空的限制才能成立。莫莱蒂的“树”状分化及“波浪”状同化更具体地揭示了世界文学的动态模式，所有运动都从一点出发到达另一点，发生与结束的两端并不是世界文学的真正要义，而两点之间的过程才是世界文学研究的宝贵财富。可以想象，达姆罗什用一个多交点、多路线的“椭圆形折射”来比喻我们当下所讨论的“世界文学”，应该说再合适不过了。

如前所说，当在讨论“世界文学”的过程中意识到语言及翻译问题的重要性时，一些学者就把翻译问题作为世界文学的主要议题，或认为可以“建立一种基于翻译的全新的比较文学”(阿普特)，或认为“翻译文本构成世界文学”(韦努蒂)。那么当对世界文学的讨论集中到翻译文本或翻译活动时，它的间性特征消失了吗?答案是否定的。翻译实践本身就是间性特征最好的表现，译者充当的是间性中的主体，译本充当的是间性中的客体，翻译过程就是间性意义的实现过程。因此，如果基于翻译去认识世界文学，其间性特征是不容置疑的。阿普特研究中的例证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翻译的间性，即克里奥尔语，非此非彼，它不能用国家、民族、文化等现存的任何一个单一概念进行命名，它不隶属于上述任何一个概念，甚至也不同任何一个概念处在同一层级上，只能通过多层次概念的组合来认识它，这样“非彼非此”的语言是客观存在的现象，也是“世界文学”间性特征最有力的例证。

三、对基于“语言-翻译”的世界文学命题的反思

1．世界文学的双向维度

“世界文学赋予我们一个广阔的视野，同时它也在另一方面使得我们在对具体的作品进行阅读和评价时，有可能对处于动态的世界文学概念本身进行新的建构和重构。”[7]当对于世界文学的讨论转射到翻译问题上来时，也许我们会认为世界文学终于具象化了，是可以把握的实体了，也预示着对认识对象解构之后的建构过程，但其实不然，这种具象化冒着以偏概全的危险。首先，因为翻译只能说是世界文学发展的一种结果，并不能涵盖世界文学发展中的所有现象，例如那些没有经过翻译而跨越边境进入世界的文学，同样具有世界文学的特征，这种情况在欧洲极为明显;其次，翻译只是一种结果，并不能代表世界文学的本初，其本初是民族文学，是巴别塔之后人类在各自区域内努力创建的人文精神的不同表现，正因有了根基，世界文学才可发展，才能交流。世界的概念不应是一个静态的空间概念，还应是一个动态的时间概念，即是说，当讨论世界文学时，应在时、空双向维度上进行考量。世界文学，正如所有民族文学一样，既是共时的，又是历时的。在这个意义上，世界文学和民族文学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通的，这正是“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对世界文学共时性的探讨帮助我们认识了文学多样性的存在，及从多样走向沟通所做的努力，而对于世界文学历时性的探讨能为我们重续人文精神的血脉。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同时也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文学书写出人类精神的发展历程，如果抛开精神历史的渊源，只在共时层面上讨论世界文学的问题，那么这样的比较文学必定是僵死的，差异也好、融合也罢，所有的一切讨论都将陷入无意义的深渊，因为不问来处的比较是盲目的。当把目光纵向延伸就会发现，我们现在所认识的世界文学只是现象的表层，而深层结构与之有异。这样的例证可以通过文学人类学的视角阐释，叶舒宪在讨论当代文学观的人类学转向时，讨论了被视为西方文学开端的“荷马史诗”的人类学渊源，揭示了“以地理观念为标准的划分及民族国家划分，怎样长期发挥着束缚思想和遮蔽真相的副作用”[8]。

2．对民族文学的反思

再让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的情况。向外看时，我们面临的是如何推进中国文学参与、融合到世界文学的空间中去的命题，有的学者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并把这个维度上的文学空间称为“世界文学萌芽体系”[9]，且有学者总结出跨民族文学研究中的三种文化站位倾向———体用倾向、圣典化倾向、文化殖民倾向[10];再向内看，我们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统一政治体系下包含着多种文化源流，民族之间又存在语言差异，这使在我国区域内部就存在一个类似于世界文学的“国家文学空间”。那么，当今学术界对世界文学理论的探讨在多大程度上适合于我们的“国家文学空间”呢?笔者认为，当今世界文学理论的多维性及动态性都可用于观照我们国内民族间的文学交流与互动。各民族之间的文学传统及源流虽不尽相同，但不可否认，所有这些文化所孕育的文学成果都参与塑造了伟大的中华文明，各民族对待自身文学传统及遗产的态度应是包容的，看到可相互结合的可能，互相借鉴，取长补短，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到推动民族文化“走出去”的浪潮中去。目前为止，国内学界在此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但还不够，例如对于少数民族文学的挖掘和保存还在继续，对民族文学的翻译探索还需深入。据笔者了解，很多少数民族语言并无文字系统，因此口传艺人的代代相传成为文本保存的唯一途径，但当语言的多样化趋于统一时，民族文学则面临消失的危险，对于文本的整理则显得迫在眉睫。可以说，在世界文学蓬勃发展的今天，民族文学更需要重视与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