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当代文学书写范围的不断扩大，类型的不断翻新，内容的不断丰富，受众的不断增加，文学情感空间的影响效力也越来越大。一方面，文学基于其自身属性成为当代人们回忆、期待、信仰、梦想等情感寄托的空间；另一方面，不同的主体通过对于自身情感的个性化表达也一定程度上成为影响文学“情感结构”（feeling structure)1的一部分。这里的“情感结构”是英国著名文化学家雷蒙·威廉斯提出的概念，旨在阐释在某一特定历史语境和社会存在方式下人们共享和共构的心理构成机制和情感表达。由于“人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社会存在，情感不仅是个体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同时也是驱动国家行为、塑造国际体系结构的潜在力量”2。因此由不同主体构成的文学文化空间既是文学情感基质的重要表达方式，也是个体与集体情感互构的过程。从文学的生产者到文学作品的受众；从文学传播者到情感空间辐射效力的波及者，文学语义所涵盖的人群越多，文学的情感结构就愈加复杂化。从这个意义维度来说，对于情感空间的研究是理解文学语义与文化理性规范的依据。
一、文化碎片与文学情感空间的失构
作为后现代语境中的一个衍生概念，“碎片化”（fragmentization）特指在当今时代背景之下，人们在知识与信息爆炸的环境中所体验到的一种无序的、零碎的、残缺的，并且缺乏“汇集、过滤、归纳、反馈与创新”的状态3。处于“流动”和“巨变”之中的人们对于文学的主观情感有着复杂性、多变性、不连续性和无逻辑性的特征，从而使得碎片化的存在方式在当今文学情感空间表征中尤为明显。从创作主体到接受主体；从情感创造到情感维系，如果说碎片化的文学情感空间存在方式“是人类文化的凝聚与流动，既是过程也是结果”4，那么在宏观的文化生态中，作为文学主体的人在享受着现代化和城市化所带来的各种文化便利性和丰富性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文学的发展方向和情感内核。当今文学生态中这种碎片化的存在方式并不是单一层面的，而是多纬度的，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首先，文化信息的碎片化。新媒体时代，伴随信息传递速度的进一步加快，网络媒体应用的普及不仅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习惯，也改变了文学的情感体验方式，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在文学情感空间中的自我认知和定位发生了改变。一方面，文学作为“任何人都可以加入”的新媒体传播之下的文化集散地5，在消解以往时空限制之下信息迟滞的同时，也使得信息因传播的无障碍性而难以摆脱“无语境化”的困扰。人们在文学实践中接收的信息越是多样化，其所获得的情感体验就越是碎片化；信息数量越是庞大，人们对于文化的认知就越是缺乏系统性和针对性。另一方面，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种类上都复杂多变的文学文化带给大众多样化体验，同时也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使人们的文学情感体验也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
其次，文学行为的碎片化。在信息碎片化传递的作用之下，即使在相同的文化环境之内，由于个体受教育程度、成长背景、工作性质等方面因素的差异，其在文学作品中所获得的文化情感体验也是有差异的。人们在文学实践中将文化碎片上升到情感层面，最终成为文学情感空间表达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其中不同个体的碎片化认知共同作用于文学的情感向度，并使作品最终呈现出某种“行为氛围”。而不同的情感空间氛围又会吸引具有相同碎片化特质的行为主体，构成新一轮的文学情感空间建构。由此可见，个体行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使文学作品具有“去中心”的情感表征，但是在不同情感主导的驱动下，文学文化空间内部“产生了小众群体的分化，也即身份认同的碎片化”6，进而使得文学朝更加细致化分类的方向发展。
最后，情感认知的碎片化。作为社会文化表征的集中呈现，文学基于自身文化向度的特殊性，是人们对文化生态进行全面掌握和了解的主要途径。由于社会文化具有多样性，不同个体对于文化空间的情感体验也是多样化和碎片式的。从大众文化到精英文化；从主流文化到非主流文化；从传统文化到现代文化；从本土文化到外来文化，人们从不同的文学作品中获取不同的文化碎片，再经由自身的重组与“创造性叛逆”生成自身对于作品情感空间的认知，并在这一过程中完成对于社会文化空间的认知性情感覆盖。
我们应当注意到，当今社会中情感方式的变化使原有的文学面貌发生了改变，在这种改变中人们对于现实产生了疏离感。而这种“疏离”最直观、最本质来源于传统文学、民族文学和地方文学面临“功能衰退与生活发展之间的矛盾，保护修整与经济支撑之间的矛盾，规划实施与意识体制之间的矛盾”这三层矛盾关系7。种种矛盾使得在文化功能碎片化的客观条件下，文学情感维系处于“失构”的状态。在文化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如果说历史物质文化空间的破坏是客观文化价值的有形“失构”，那么文学中主体对于本土性情感文化的淡漠则是文学文化价值影响力的无形“迷失”。正如列斐伏尔所说，“空间是社会性的，它牵涉到再生产的社会关系，亦即性别、年龄与特定家庭组织之间的生物—生理关系，也牵涉到街道关系，亦即劳动及其组织的分化。可以说，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8。从这个意义维度上看，价值文化空间是文学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而情感空间则是本土文学发展的精神基础。情感空间的“失构”对于文学的影响是长久而深远的。这一方面体现在文学“情感”的淡化。正如凯文·林奇所说，环境情感记忆源自每一个居住在环境中的人出于自身对文化的情感经验所形成的特有印象。所有人经验的“聚象”就构成了整个文化生态所具有的文化集体记忆9。当物质构成的文化空间逐渐消失，其精神特色也会弱化，最终导致全社会情感记忆的模糊化。城市化进程使原有的历史物质文化空间被破坏，导致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原有的文化情感得以维系的物质基础被瓦解。在很多城市中，人们只能从一些街道和地名依稀想象出城市的一些原有风貌。而随着城市现代化改造力度的进一步加大，很多道路和地点随着城市的规划而发生变化的时候，历史文化空间所面临的现实是连名字也会消失在现代化的洪流之中。在这样的形势之下，人们文化情感记忆的淡化在所难免。当人们对于历史文脉的记忆逐渐丧失的时候，其对于文化的情感就已经不再是饱含深情的“乡愁”（nostalgia）式的归属感。取而代之的，则是越来越多的人在自身所处的物质文化圈中“难以获得情感身份认同”的危机。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其《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将这种由现代化的空间复制所导致的历史文脉淡化，以及文化空间“个性”的模糊化，并由此引发的人们对于环境情感认同的弱化体验称作“有距离的独一无二”的光晕（aura）的消失。换言之，当物质空间逐渐失去“独特性”文化价值的时候，其历史文化魅力和人们的主观文化归属感在文学中的价值也会随之淡化。这正是后工业化时代之下，在加速城市化进程的今天，文学所面临情感空间危机的外在物质表象。
后工业时代，随着城市化的加速发展，在现代性“千城一面”的扩张背景下，物质文化空间中很多具有文化情怀的部分被价值化空间所取代，这使人们原有的物质文化情节面临“无场所化”的威胁。而所谓“无场所”正是指“随意根除那些有特色的场所，代之以标准化的景观，由此导致了场所意义的缺失”10，从而使人们的情感失去可以寄托的物性基础，进而文学的情感空间也处于“失构”的状态。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首先，文学情感的“快餐化”。快餐是后工业时代的产物，其出现是为了满足人们因工业化飞速发展所带来的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快餐的特点是生产速度快，热量高，可以迅速充饥，但是长期食用不仅不利于人们的身体健康，还会造成营养不良。快餐式文化是近年来比较流行的文化现象。人们通过“百度”“微信”等各种信息化的软件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对于一部作品进行快速地了解和掌握。这种趋势在为人们带来快餐性文化便利体验的同时，也在无形之中将文学的情感价值“低端化”。这种“快餐式”体验不仅使人们失去了文学阅读所带来的成就感和文化归属感，同时也使人们的情感日渐“钝化”，最终导致文学情感价值的缺失。
其次，文学情感的“小众化”。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文学的内在价值基质和外在情感表征也在不断产生着变化，并“呈现出一种普遍的风格混杂和游戏性的符号混用”状态11。小众文学由于受到文化传播的影响而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主体接受，而原有的大众文学也可能因为小众文化的兴起而被“边缘化”，从而使文学最终成为“特修斯之船”，陷入文化身份更替的悖论。文化身份的频繁转换所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主体对于文学情感空间的体验日趋“平淡化”与“日常化”。人们不再对于某个特定作家作品抱着“情有独钟”的感情，取而代之的则是在文学作品的不断更替中体验着情感消解。
再次，文学情感的“现代化”。如果说“现代性”是文学在其自身发展中所必须经历的自我更新的过程，那么传统文学阅读的边缘化则是在这一过程中文化发展所要付出的代价。现代化一方面加速了文学的革新，使人们的阅读感知得以迅速提升；另一方面也使文学的实质变得越来越空洞，文学情感理性为现代化所压抑。当人们打开手机电脑就可以在两个小时之内看完一部长篇小说改编的电影的时候，嵌入在原著字里行间的“实质内容变得越来越形式化的空洞”，情感的“生命质地也越来越稀薄”，种种都使“碎裂感”成为不可克服的情感危机12。
最后，“亚文化圈”与文学情感空间“认同”的形成。如果说“碎片化”是情感失构状态下文学的外在表现方式，那么“亚文化”则是这种外在表象下的内在情感空间构成。当今时代，文学作为文化的“一种特定表达方式”，不仅“包含着与主流文化相通的价值观，也包含了那些散布在主流文化之外的隐性、局部价值观”13，是不容忽视的文化存在方式。网络的日益发达和新媒体传播的全面渗透使得亚文化在文学情感空间中正发挥着前所未有的影响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频繁而复杂，主体之间的情感互动具有了“符号”的意义14，而互联网与新媒体等新技术又大大增强了个体之间情感符号的传播力与影响力，“不管是无厘头叙事中的隐喻还是污名化标签下的能指”15，不同的亚文化标签在符号的流通和互动中得以传播和发展。其中，情感既是决定文学发展的关键因素，也是文学更新的起点。对于文学中亚文化情感因素的把握可以使文学在发挥主流文化主导作用的同时，使主体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文化中所存在的情感偏见和盲点。与此同时，基于文学的文化导向作用，我们应当认识到亚文化一方面是文学情感空间的衍生物，另一方面也在时刻发挥着其对于文学情感的影响力。
当人类的脚步进入21世纪，不同文化之间的彼此联系和相互影响日益增强，使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和内在含义更为丰富。文学正是这种文化复杂性的集中体现。因此，当下文学所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人们在面对文化复杂性的时候其内心所传递出的情感特质和感性表达。“当群体之间不是高度敌对或在文化上完全不同时,文化适应将是补充的而不是替换的。也就是说,一个群体可能会选取其他群体的文化元素来增加自身的文化,而不是将自身的文化完全替换掉”16，同时，人们对于文学的情感表达也从这种文化的自我完善中趋于复杂化。这种复杂化一方面体现在人们在不同文化碰撞下形成的情感体验与诠释方法的不同上。由于受历史、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不同人的文化背景体现着很大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常常显示在文化之间的相互碰撞甚至矛盾冲突之中。当这种冲突通过文学折射在人们的心理层面，则使得原有的情感构成发生动摇。这也就可以解释当外来文化因素冲击甚至改变文学作品中原有情感基质的时候，人们基于对原有文化情感的归属感从而产生排斥外来文化的心理，同时在无形之中受到外来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产生“异质”的情感体验。复杂性的另一方面体现为受不同文化的影响，人们对于文学的情感体验是复杂的，其中既有排斥性也有包容性；既有分化性，同时也趋于整合。在全球化和新媒体作用下文化高速融合的今天，由于受民族信仰、阶级阶层、教育背景、利益构成等的影响，不同文化彼此作用，相互影响，在“知、情、意、行”的心理层面影响着人们的文化空间情感认知17，使文化间的相互冲突和彼此作用成为文学情感建设的常态。
“身份认同”（identity）是源自社会心理学的一个概念，指个体通过从群体空间中获得的自我形象定义与身份感知，从而回答“我是谁”“我要去哪里”等问题18。文学作为文化情感的集中表达场所，对于人们在物质空间中自我身份认同机制的建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人们从文化空间体验中寻求自身存在感和归属感，同时也在不断建构着空间。另外，个体身份认同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在主体观念情感的更新中，原有文化空间存在模式被不断消解更新。由于文化是一个不断更新的变量主体因素，因此，人们在文学中的自我身份认同对于文化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个体情感身份认同对于文学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身份认同推进个体对于文学文化归属感的建立。与单纯的政治空间、经济空间及生态空间不同，文学空间是更具情感导向作用的情怀型空间存在方式。人们在阅读中参与文化活动，内心激发出情感的共鸣，因而产生文化归属感。这种归属感一方面来源于文学空间的文化符号对于个体情感、意义、观念等的投射；另一方面也是个体碎片化情感聚类在文学空间的表征。第二，身份认同促成文学空间内部碎片化情感介质建构下文化认同的生成。如果说情感的碎片化是当今文学文化空间的特征之一，使空间因个体情感的分散化、复杂化和多样化而呈现“去中心”的特征，那么文学空间内部的个体身份认同则在消解这种去中心化趋势，同时进一步完成了文学文化空间从解构到重构的过程。个体身份认同是一个由表及里、由外到内的过程。通过对于空间不同碎片化信息符号的主观性反馈形成自身对于作品的情感体验，在这种体验下自我成为一个“反身词，表示那个既可以是主体亦可以是客体的东西”19。不同的主体通过对于空间情感的把控而形成自身的身份认同，而这种个体的情感自我定义也在与“他者”的情感互照中逐渐被影响，也影响着他人，使具有相同特质情感的人聚集在特定作品所搭建的文化空间之中，并最终形成对特定文学作品固定的情感认同表征。而这也正是文学文化空间从碎片化情感表达中逐渐形成身份认同的一种方式。第三，个体身份认同推进文学亚文化圈情感认同的生成。不同文学个体之间的情感共性认知的建立是一个互构的过程，人们在建设自身对于文学文化认同感的同时也通过一种彼此建构的方式将自身的情感体验传播至作品以外更广阔的空间。在身份认同的驱动下，具有相同情感体验的个体以文学空间为基础结合成为身份共振的情感网络，并且在某种程度上限定和规范了其所在文学空间的情感建构模式。这种建构可以是外在物质文化情感的有形建构，也可以是内在精神文化情感的无形建构，还可以体现在个体对于作品定位、宣传、虚拟价值等方面的情感定位上。无论是哪种形式，个体都完成了由下而上对于文学空间的情感认同过程。从这一维度来说，作为“由社会过程形塑的”文学文化空间内部个体的情感认同圈是构成整个文学情感模式的微观基础。20
在文化实践过程中，当面对“他者”文化输入所带来的文化冲击的时候，文学所做出的回应常常会影响人们对于文化的情感体验，进而决定文化的发展走向。当全球化促使文学的包容性进一步增强，不同作品对于外来文化输入的应对路径是不同的，所产生的结果和影响也不尽相同。总体来说，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之下，本土文学具有三种不同的情感认同走向。第一是文学“本我”情感基质被异质化。全球化趋势下，国外文化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都会源源不断地进入本土文化空间。如果说国外积极因素是本土文化空间借鉴增长自新的动能之一，那么国外文化的消极因素则常常与“本我”文化空间的文化基质产生冲突，使“本我”文化空间陷入“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危险”的境地。21这种危机一方面体现为本土文化在外来文化入侵时被异化，从而失去原有的文化内核，进而使得自身特色逐渐被取代；另一方面也体现为人们通过对于外来消极文化的体验从而使自身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发生了质的改变，并最终产生对于原有文学情感的背离与摒弃，最终使得消极文化完成了错误的情感规训。第二是文学“本我”情感基质在面对外来文化时完全保持“本我”状态。文化全球化的浪潮之下，在面临外来文化引入所带来的巨大冲击的时候，“本我”空间的情感价值对于文化的整体发展具有带动的核心价值意义。从某种程度上，文学的情感价值观决定了文化的发展走向。因此，本土文学面对异质文化入侵时，所产生的这种防御机制，有助于文学“本位性价值观”的维护。然而，其自身产生“带有偏差认知与狭隘民族意识的交往心理则会导致民族偏见的形成和交往中的歧视行为”，这会使文学在情感上“陷入自我封闭的孤岛”22，从而产生与文化生态“格格不入”的疏离感。第三是文学“本我”情感基质在面对外来文化时通过调整自身增强文化情感的适应性，使本土文学不断增强自身包容性，既不一味跟从模仿，也不盲目闭关自赏，并朝着健康开放的方向发展。要让文学在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达到主体情感体验上的统一，我们就要做到既保有本地文化在本土特质上的传承性，又搭建外来文化在文学发展中对于原有主体情感上的互补性机制，从而使文学具有兼容并蓄的情感基质，而这正是当今文学发展中原有文化主体在应对外来文化时所应当具有的情感眼光。
二、“恋地情节”与文学情感空间软性边界的建立
作为“人与地方（place）情感连接的纽带”23，“恋地情节”（topophilia）自从20世纪70年代被提出以来，一直是阐释本土文化情感价值构成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点。所谓“恋地”，是将“人”的情感因素从客观的空间存在中剥离出来，并将“形而下”的实践活动上升至“形而上”的经验高度，这既是当今文学生态建构需要具备的哲学视野，同时也决定了文学情感空间的发展走向。在这个维度意义上，文学情感空间旨在建构“人的一种存在方式，是人存在的外部限定和其自由与现实的深度”24的审美情感认同。这一情感空间建构方式主要体现为主体在对于文学作品的初次体验过程中所呈现出的“空间认同”（place identity）的审美态度，即人们初次体验文学空间时所获得的空间情感经验。一方面，作为“物质存在广延性和秩序性的体现”25，文学审美情感空间认同的获得受其自身所处客观物质条件的制约。一切情感空间的获得都是在文学物质存在性基础上得以实现的，文学存在方式决定了其功能和主体的情感体验活动方式。在信息化、科技化高度发达的今天，文学的这种“物质性存在”不仅体现在实体空间的物质性上，同时也包含网络文学空间、赛博空间等虚拟物质存在性。另一方面，文学的审美情感获得受“场所意义”的制约。从符号化象征态到空间情感归属，从文化价值取向到存在意义表征，非物质性的情感取向也是文学场所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说“场所认同”是人们在文学情感空间建立之初的一种“感性直观的纯粹方式”26，那么“情感依恋”则是人们对于熟悉的文学作品进行理性沉淀之后的眷恋之情，是人们在对文学空间体验之后所产生的感情，因而具有“内源性”的情感价值。“情感依恋”最主要的表现是人们对于熟悉的文学作品的“再体验”。与“场所认同”追求创新式情感体验不同，“情感依恋”追求的是一种“求旧”的情感体验方式，通过对于已知文学作品内容的场景再现，达到主体抒发内心情怀的目的。这种“怀旧”式的文学体验方式是情感空间维持的重要方式。从这个维度来看，文学不仅是文化价值的物质体现，同时也是空间情感价值的外在彰显，是文化与情感认同的有效联结。同时，从“体验性感知”（perception）的维度来看，对于文学的情感体验不仅是“将外部的信息转化为内部思维世界的过程”27，也是“解读心理行为的出发点”28。出于对文化背景和信息的了解，人们内心往往对于某一作家和其作品有一种预设的构想，而现实的情感空间体验就是人们对于文学情感“现实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普遍存在于人们的文学活动之中，是对于内在经验进行“体验感知”的过程；人们体验文学的活动也是其内心对于空间预设情感的现实外化和重构。如果这一外化过程延续并升华了主体的内心情感，那么活动者的情感“体验感知”就会加深。反之，如果这一外化过程阻滞并降低了主体的内心情感，则会为文学带来消极的情感体验。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化情感已经成为文学价值最重要的衡量标准之一。
随着文化的融合，文学情感的功能无论是从内在基质还是外在表征上都趋于复杂化。无论是从以“超先验的多样性”和“多角度的客体差异”29为表征的“文化间性”30维度，还是从以“空间共享”与“文化包容”为表征的“空间区融”31维度，抑或是从物质性、社会性和情感性“共生”32的维度来看，文学的边界都是多义而模糊的，体现着当今文学发展中多维度价值的整合。其中对于文学情感空间边界的把握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掌握文学的实质，把握文学的发展方向。一方面，人们对于文学的体验既是一个文化认知和知识共振的过程，同时也是个体对于特定作品中特定文化归属感和身份感建立的过程。这种身份感的建立，使得本土文学在外来文化和文学形式影响之下既保持“本我”文学的特色，又吸收“他者”文化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正是文学的情感理性构成了本土文学空间区别于“他者”空间的具有“个体社会心理过程和特征”的“软性边界”33。文学情感的软性边界在其形成过程中，可根据“先成边界”“叠加边界”“流动边界”与“后成边界”四种不同的情感边界状态进行建构34。第一，文学情感空间“先成边界”的保持。先成边界（preboundary）指文学文化空间原始的情感边界状态，是在受外来空间及文化影响之前空间“本我”的存在方式。作为空间主体最为熟知的情感体验形式，先成边界为文学情感空间设定了最初的边界状态。先成边界为文学展现出最核心的情感属性以及存在基调，各种空间情感边界的延伸都是在先成边界的基础上进行的。第二，文学情感空间“叠加边界”的生成。叠加边界（superpsitional boundary）是文学在发展过程中通过不同文化情感因素不断充实、强化，使原有的情感空间因素不断扩大的过程。随着全球化与网络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文学情感空间叠加边界的生成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从某种程度上，叠加边界消解着原有先成边界的情感模式，并通过外来元素的注入使文学原有的情感边界变得模糊。第三，文学情感空间“流动边界”的发展。流动边界（fluid boundary）指由于文学文化功能的叠加使情感边界呈现出不稳定的流动状态。这种情感的流动一方面体现为文学主体对于新的情感空间因素从排斥到接受，从陌生到熟悉的过程；另一方面体现为文学原有情感文化基质从保守到创新，以及从稳定到活动的动态改变的过程。可以说，这一过程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当全新的文化体验注入本土的时候，文学原有的情感边界也逐渐模糊化，个体的情感体验也随之发生改变。在这种迂回流动的改变中，文学情感空间的边界也随之“液态化”（fluidity），进而走向文学情感边界自新的过程。第四，文学情感空间“后成边界”的建构。后成边界（post-boundary）指情感空间边界在经历了前三个阶段之后逐渐固化所最终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边界状态。在某种程度上，后成边界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状态，而是人们对于文学情感归属达到了某种“动态平衡”的状态35。这种平衡状态是作为文学“软性边界”的情感因素对于文学本身的软建构方式，使文学空间具有不同于其他空间的感性基础。人们作为文学主体的文化表达维系着情感空间后成边界的建构方式；而后成边界在不断上升的人们情感需求上又成为文学生态建构中新一轮边界循环的情感先成边界。
在文学发展中，情感从来不是一个固定且一成不变的因素，它是随着文化物质与非物质基础的发展不断变化的动态基质。在这一基质中，“从更广域的社会变迁脉络来看，外来人员进入城市是一个动态的、历史的和多维的进程，离不开既定空间的演化和再生产，需要用整合的、系统的、空间的角度去观察其内部的关联效应”36。其中，文学便发挥着文化作为社会软实力的衍射作用，从而在情感“建构”的过程中完成情感的“互构”，使外来文化在作为文学客体的同时也从客观上成为文学主体的一部分。并且随着这种文化和情感体验的深入，文学所体现出来的文化的包容性越来越强，从而使文学情感空间边界进一步扩大。我们应当建构一种开放的、包容的、活跃的、向上的外在氛围，使文学的发展具有良性循环的情感基础。当“个体认识到他（或她）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的情感和价值意义”时37，文学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情感共鸣才得以实现。正如波德莱尔所说，“现代性是过渡、短暂、偶然的”38，而提升文学的张力，就是要“更密切地关注现代经验中强烈的情感和相对的性质”39，这既是全球化高速发展的今天，现代性扩张之下的本土文学建构的客观需求，同时也是情感空间语域在文学中现实意义的体现。从某种程度上，文学情感空间是蕴含在文化不同层面发展中的一种综合作用的体现，也是本雅明在论述情感作为“感性意识”对于社会的作用时所阐释的一种既“包含观念的流动，也包含着观念的梗阻”40的辩证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情感空间是一种“超验的”、具有救赎性质的哲学维度，不仅是当下“人—地”情感的联结，也是通往未来文学发展的情感通路。如果说，对文脉情感的再现是文学发展中对于旧有情感的理性发掘，那么从文学内外部联合的角度开发文化的情感资源性价值，并将其与现实基础相结合，则是“企图制造出某种以前从未梦到过的东西”41。这种制造并不是单纯的创造，而是在旧有情感基础上的延续与创新，是将历史与当今连接起来，并使之与未来文学发展方向相契合，实现文学情感空间的“地方性认同”（place identity）与“群体性依恋”（collective place attachment），最终达到文学情感空间边界与功能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