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8年8月，“新文科”与“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的概念一道首次出现于中共中央的正式文件中，到2019年4月，包括“新文科”在内的“四新”建设工程的启动，时至今日，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关于新文科的讨论已经在各个领域广泛展开。在这一背景下，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如何适应新文科发展建设的需要，便成为学界同仁不得不思考的重要问题。2020年11月教育部发布的《新文科建设宣言》明确指出，发展新文科旨在“推动形成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学派，创造光耀时代、光耀世界的中华文化”，在此基础上“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践行中国道路”，学者们也纷纷表示，“文科发展需要适应国情发展需要，要体现中国特色，在世界舞台上发声”1，“新文科是构建中国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学术体系的必然要求”2。具体到世界华文文学学科而言，如何应对海外学界“华语语系文学”的理论挑战、对抗我国台湾地区文学“本土”理论的话语离心、厘清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的特殊关系，便成为适应“新文科”建设需要、体现中国立场、构建中国话语的关键命题。下面笔者将从上述议题出发，对世界华文文学学科的“中国性”问题逐一加以回应。
一、“世界华文文学”还是“华语语系文学”
现代中文的境外书写始于19世纪末，内外交困的多事之秋，许多华人背井离乡、漂洋过海，迁徙到境外的香港、台湾地区，甚至更遥远的南洋、澳洲、欧美等地安歇避难，成为当地的移民、难民、遗民、过境者。3族群的迁徙、境遇的流转、故地文化与在地文化的交融，在种种因素的共同化合下，境外的中文书写呈现出一种与境内现当代文学同中有异的文学风貌。境内学界对境外中文书写的认识和研究经历了一个线性的发展过程。1949—1976年间，学界对于汉语文学创作的认识仅局限于中国境内文学，此间只有香港作家阮朗是为数不多的例外；41976年以后，随着境内政治文化形势的转变和国际冷战局势的和缓，刘以鬯、陶然等香港作家及聂华苓、白先勇等台湾作家的作品相继见刊于境内主流文学期刊之上，海峡两岸暨香港长达三十年的隔绝与封闭得以打破。从香港文学开始，研究者的视野逐渐目及台港澳与海外，于是，“台港文学”“海外华文文学”“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等概念渐次兴起，并逐步从一种课题性的命名发展为一门新兴的学科。1993年庐山第六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名称的正式使用；2003年南京大学成为境内首个华文文学博士学位授权点；2006年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中，世界华文文学成为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平级的三级学科进行课题申报……这些都标志着世界华文文学脱离中国现当代文学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得到社会科学界的公认。
面对世界华文文学这一新兴的研究领域，学界的理论探讨相当活跃，除了从定义、范畴、属性、特质等方面对相关概念加以厘定外，吸纳台港澳地区的文学经验、重新审视并调整“中国文学”的书写框架，跟踪观察第一代与第二代华文/华裔作家的书写现状，讨论华文文学与华人文学、中国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的关系等，均是当前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热门议题。比起这些学科内部的讨论，来自海外汉学界的“华语语系文学”（SinophoneLiterature）的理论构想则直接对学科的合法性问题发起了冲击。“华语语系”的主要拥趸者是史书美和王德威。根据史书美的说法，大陆学界的华文文学研究对“离散中国人”的关注存在着诸多盲点，一方面，“离散”叙述过度强调“原乡”的概念，将所有侨民都想象为羁旅天涯、心向祖国的游子过客，忽视了中国人移居各地之后与当地的“同化”和融入情况，进而无法彰显“华语语系”族群在民族和文化上的异质性与混杂化特征；另一方面，“离散中国人”研究以及与之紧密关联的“海外华侨”的修辞包含着一种强烈的“中国中心主义”取向，它致力于开拓中国人和“中国性”的范围，并以“中国性”为唯一的价值准则，无形中昭示了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比起海外华侨更具有最正统的“中国性”。至此，我们尚可以认为“华语语系文学”是一个尖锐与深刻并存的理论视角，但史书美接下来的论述却让人大跌眼镜——她仿照Francophone（法语语系）、Lusophone（葡语语系）、Hispanophone（西语语系）、Anglophone（英语语系）等词创造出Sinophone（“华语语系”）一词，将中国比附为法西葡英等老牌殖民帝国，以“语言的殖民与影响”来定义中国与“华语语系”族群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将“华语语系”表述为带有“反殖民、反中国霸权”的意味。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她的“华语语系”文学不仅将中国大陆文学排除在外，更召唤少数族裔文学为同道，指陈中国对于境内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的治理以及对海外华语社会的文化政策如出一辙，均是一种变相的“殖民”手段。5
相比之下，王德威的“华语语系”理论则对史书美观点做了进一步清理、改造和发挥，他更多地站在学术的角度寻求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文学板块之间的对话或博弈的可能。王德威指出，传统以“华文文学”的提法来指称中国大陆以外的境外文学的做法，包含着强烈的“大中国中心主义”的意味，由中国文学延伸而出的海外华文文学、“离散华文文学”等提法，其中央与边缘、正统与延异的对比，更是不言自明。他认为，从这个角度上看，“华语语系文学”的理论构想对于打破“同文同种的范畴内，主与从、内与外的分野”，进而揭示那些“在国家主义大纛下”被遮蔽的种种“断裂游移、众声喧哗”的历史经验6，不失为一种“可贵的文学尝试”。
面对“华语语系文学”对“世界华文文学”以及中国大陆文学所做的“霸权”指认、“阵营”划分和“意识”对抗，华文文学界迅速作出了回应。在《学科正名论：“华语语系文学”与“汉语新文学”》一文中，黄维樑从学理的角度指出“华语语系”一词在使用上的“不准确”与“不专业”，同时表示，王德威等人在行文时习于使用的“版图”“阵营”“文化政治霸权”“对抗”等表述更彰显出了境内外学界在意识形态上的分庭抗礼。7李凤亮、胡平也一针见血地挑明了，“华语语系文学”是海外华人批评家在全球化和后殖民观念影响下的一种有意识的学术建构，它“既显示出海外现代中文研究界以‘边缘’谋取美国汉学‘中心’话语权的努力，又反映出他们借助反殖民、去中心化等学术理路与中国大陆争夺学术主导话语的心态，其中隐含着浓烈的‘话语政治’”8。对此类话语发起冲击最有力的当属郜元宝，在《“重画”世界华语文学版图？》一文中，面对王德威对所谓的“大陆中心”“大中国中心”的想象性颠覆，郜元宝转而对其避而不谈的“‘两岸四地’文学真实的时空关系以及所存在的问题”发起了连环追问：
比如，过去的“大陆中心”构架现在还有没有残留的合理性（无论从国际政治和地缘政治还是从文化传统与国民根性上看）？如没有，那么这种构架是在什么时候以及怎样失效的？导致这种传统构架失效的动力是什么？世界华语文学在不同地区固然有不同的问题乃至表述这些问题时仰仗的王君所谓“中州正韵”之外的不同“方言”，但如果把“中州正韵”理解为中国传统文学与“五四”新文学传统包括大陆地区“当代文学”传统的复杂共生，那么“中州正韵”之外，“两岸四地”的“方言”还能找到另外的精神文化资源吗？如果确实有另外的资源，其力量又足以摧毁“中州正韵”的霸权，那么这种新资源究竟是什么？“两岸四地”多数不通外语的华文作家汲取这种新资源的渠道和能力又当如何解释？9
诚然，境外学界关于“华语语系文学”的话语生产在传统的世界华文文学的理论范畴之外开拓新的言说空间的尝试令人敬佩，但这种站在后殖民立场上将中国粗暴地描述为“殖民主义宗主国”并大张挞伐、大加解构的做法，恐怕也很难真正达到与中国大陆沟通对话的目的。总而言之，不管手握何等思想武器、立足何种理论立场，都不能抛开对这一基本事实的尊重，也即“移民或海外的华裔作家，如果用华文写作，发表与出版仍需仰赖国内的报章、杂志与出版机构，过去如此，现在仍然如此。他们的读者群主要在国内（包括中国内地、台湾和香港），因此他们时时需要回国充电，或与国内保持密切的联系。如没有国内的支援，移民或海外的华文文学是不可能存在的”10。从文化和文学的角度而言，中国既是华文文学诸板块的源头性存在，又为华文文学的发表、出版、阅读、传播提供了最重要的流通市场和接受平台，因此人为地否定世界华文文学与中文世界之间联系的做法，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事实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有学者指出，史书美的“华语语系”理论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在不承认边缘地位的前提下立足边缘谈问题”11。事实上，对于华文文学的边缘处境，我们既无需粉饰，更无需回避，这种边缘处境不仅是就中国文学而言，也是就在地国的国别文学而言。缘于特定的政治、经济、亲缘等原因，华人总是四处流徙漂泊，正是这种漂泊性、流动性造成了华文文学的边缘处境。指出华文文学的边缘性本质上是一种事实判断而非价值判断，并不是对边缘文学不尊重、认为边缘文学缺乏价值，相反地，立足边缘、审视中心，彰显与主流不同的美学趣味与价值思考，这正是华文文学的独特品格所在。古远清曾以专题的形式讨论了看似边缘的海外华文文学对于新中国文学的贡献，它们是“新中国作家队伍板块结构的松动者”，是“新中国文学经典建构的参与者”，更是“新中国文学爱国主义内涵的丰富者”12。我们不禁想问，“假如这个世界真有‘大中国(主义)’出现，而它是以王道而非霸道的面貌出现，则‘大同世界’或‘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应是全球华人人人所乐见的。不同国家地区的汉语(粗糙地说，则为中文、华文、华语)文学，其相同是存在的，差异也是存在的。然而，我们有需要‘巧’立名目，去强调划清界限式的‘阵营’‘霸权’‘对抗’吗？”13
二、对抗分离主义，捍卫台湾文学的“中国性”
作为一种以西方后殖民主义和“反离散”话语作为论述基石的理论，“华语语系文学”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将中国与华文文学诸板块的关系简化成一种“压迫—抵抗”“殖民—反殖民”的二元对立关系，在“反霸权”“去中心”“多主体”的理论号召下，否认中华文化和汉语书写传统对华文文学的潜在影响，通过对华文文学“在地性”“混杂性”“多主体性”的强调从而达到淡化、消解、否定华文文学“中国性”的目的。作为华文文学重要板块的台湾文学，一面搭乘着“华语语系”的理论快车，寻求着自身与“中国性”的切割，另一方面则通过对“本土”理论的炮制，参与着所谓“台湾性”的发明。台湾文学是世界华文文学板块中身份最为特殊的一块，它与港澳文学同属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却在台湾“本土”派学者政客的理论煽动下呈现出日益强烈的对中国文化的“离心”。
“戒严”前后，台湾政治的根本性转轨严重地左右了台湾文学的走向，随着“本土”论述上升为台湾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台湾文学被注入了“去中国化”的特殊政治意涵，“本土”论者拒绝承认两岸文学同宗同源的紧密联系，否认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支流，急切地想要从中华文化的母体中挣脱。20世纪7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论战中“‘文学台独论’宗师”叶石涛首创“台湾意识”概念，在遮遮掩掩中尝试与“中国意识”分庭抗礼；1987年出版的《台湾文学史纲》也就此前发表的《台湾文学史大纲》做了很多表述上的删改，不仅刻意降格大陆与台湾在地缘、血缘、史缘上的亲密关系，淡化大陆对台湾的种种实质性影响，更直接删掉了原文中“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支流”之表述；14在1994年出版的《接续“祖国”脐带后所目睹的怪现状》一文中，叶石涛更是就“二二八”事件借题发挥，称“从中国来的统治者轻视台湾人”“台湾人沦为‘同胞’的奴隶”15，企图以此建立“台湾独立”论述的“合法性”基础。从叶石涛手中接过“文学台独”大纛的陈芳明，公然炮制了“殖民—再殖民—后殖民”三段论用以描述“日据—戒严—解严”以来的台湾历史，其中以“再殖民”来定义国民党政府的对台统治，与前面叶石涛关于“二二八”的论调对照，“同胞”俨然成已成“异族”。此后，“台湾意识病”在台湾文坛和学术界大面积蔓延开来，例如扭曲台湾文学在日据以来的“悲情意识”“孤儿意识”，片面鼓吹台湾文学有别于中国文学的“特殊性”，建构“台语文学”作为“正宗的台湾文学”的代表等；另一方面，对陈映真、尉天骢、吕正惠等岛内的左翼爱国知识者极尽贬低、污蔑、排挤之能事，竭力塑造中国文化的“霸权”形象，以“统战”和“收编”等词描述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在此基础上赋予台湾文学反抗支配、追求自主的虚妄正义性。
这种在学术修辞粉饰下的分离主义思潮迅速引起了学界的警惕，赵遐秋、朱双一、陈映真、古远清等学者纷纷参与到对“文学台独论”的清理与批判中去。就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而言，赵遐秋的《评台湾文学中的分离主义倾向》一文从1920年《台湾青年》的创刊开始梳理，指出台湾文学从发端之日起就和大陆文学紧密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在思想、题材、人物形象还是语言、文体上，台湾文学和大陆文学都共享着中国新文学的“质”的规定性，也因此并不存在所谓的“和中国文学分立的具有主体性的”台湾文学。16针对陈芳明等台湾“本土”派学者将“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一支流”的表述视作大陆“意识形态挂帅”下对台湾文学的“收编”，朱双一、何随贤的《“台湾文学史”书写的两岸互看》以扎实的史料功夫证明了“一支流说”不仅不是大陆方面出于国家统一目的的杜撰，反而是台湾作家张我军在特定历史语境下发表于《台湾民报》上的公开言论，折射了他寄身于宗主国统治之下的孤愤，以及激励台湾人向更为“先进”“现代”的祖国学习的特定心态。不仅是张我军，类似于“一支流说”的观点同样也见之于黄呈聪、黄朝琴、蔡孝乾及赖和之弟赖贤颖等人的笔下。论者进一步指出，不仅赖和、张我军、陈虚谷、杨守愚、朱点人等台湾新文学作家都坚持汉语思维和写作，连不得不以日语写作的杨逵、吕赫若、龙瑛宗、张文环那里，承载的依然是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因此，“台湾文学乃中国文学的一支流，有着深刻的缘由和坚实的依据，而非政治口号或个别人的随兴、应景之语”17。
日据以外，“解严”以来的台湾文坛更是“台湾意识病”的重灾区，对此古远清做了事无巨细的观察和清理。在《蓝绿文坛的前世与今生》中，古远清先是从报刊阵地、路线冲突、发展过程等方面对台湾文坛的“泛绿文学阵营”加以批判，戳破了他们以文学和学术之名行“文化台独”之实的虚伪假面；同时，吸收了游唤关于“南部诠释集团”的提法，对叶石涛、陈芳明、钟肇政、李乔、彭瑞金、宋泽莱、游胜冠等“台独”文学阵营中的分离主义论述予以逐个清理；18在《“三缘论”是定义台湾文学的理论支柱——兼评〈文学台湾〉的分离主义倾向》一文中，古远清直指《文学台湾》这一“南部文学”的大本营，对彭瑞金、郑炯明等人的“去中国化”言论予以重拳出击；19在《从“发现”到“发明”台湾文学——呈逆方向发展的两岸台湾文学研究》中，古远清更是在充分肯定台湾文学参与祖国文学建构所做的特殊历史贡献的前提下，对“激烈本土派”承接子虚乌有的“台湾民族论”，伪造“台独文学史”、发明“台湾语言”和“台湾文字”的做法予以严厉的抨击；在2017年出版的《台湾新世纪文学史》一书中，古远清另辟专章，就台湾文学年鉴编写中的政党意识形态之争、陈映真与藤井省三就《台湾文学这一百年》引发的关于如何看待日据历史的争议、高行健访台引发的喝彩与喧哗、与中国文学系相区隔的“台湾文学系”设置、对“台语文学”的推广、“反攻”大陆学者写的文学史等文化现象与文学议题进行了耐心细致的梳理。在文章中，古远清忧心忡忡地说道：
作为大陆学者，为对岸文学取得丰硕成果高兴的同时，也不免心生焦虑——焦虑的是台湾文学离中国文学越来越远，陈映真当年力图打造的“中国台湾文坛”随着他生病“失语”，仿佛人们已不记得乃至灰飞烟灭了。君不见，两岸是“两国”关系，“中、台文学的关系犹如英美文学之间的关系”之病毒不但未清除，反而生蹦活跳得蔓生在骨骼、神经甚至表皮上。所谓“虱子多了不痒”，多数人见怪不怪，甚至以养虱即高扬“台独”意识为荣。若这样发展下去，那将是台湾文学的一场浩劫。20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理应是一则最基本的政治与文学常识。异族统治的日据时代，以古典文言为载体的旧体诗文创作传续着台湾人生生不息的民族意识，大陆白话文学的引入更是在开启台湾新文学的启蒙议题之外，进一步成为台湾人民殖民抵抗的精神火种。1949年前后，更有胡适、梁实秋、苏雪林、林语堂、谢冰莹、潘人木、王鼎钧、齐邦媛等大批大陆迁台作家撑起台湾文坛的半壁江山。“戒严”时期，白先勇、王文兴、余光中、洛夫、杨牧、纪弦、瘂弦等人的现代小说和现代诗创作，接续起中国新文学的现代主义传统；陈映真、黄春明、王祯和等人的乡土小说，以及郭松棻、刘大任的“保钓书写”更是开拓了一条中国左翼文学的境外分支。“解严”前后，施叔青、李昂、朱天文、朱天心、苏伟贞等女性作家，以及朱西宁、唐诺、林俊颖等“三三”同人的创作，也使得台湾文学的天空上久久地回荡着张（爱玲）腔胡（兰成）调的咏叹。当然，这么说并不是要抹杀以留学生文学、眷村书写、海洋书写、“原住民文学”、“台语文学”等为代表的台湾文学的特殊个性，相反，这些现象正是中华文化之多重历史、多元地理、多种语言、多个民族在台湾的独特表现，台湾文学与中国文学，是一元与多元的所属关系，而非一元与二元的对立关系。借用陈映真在《乡土文学的“盲点”》一文中的表述，台湾文学，本质上是“在台湾的中国文学”（港澳文学亦然）。这既是我们谈论台湾文学的最初的起点，也是最后的边界。
三、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兼容性问题
与台港澳文学相比，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问题显然要更为复杂。根据刘俊在《海外华文小说：当代小说的丰富、补充和启发》一文中的定义，海外华文文学指的是中国（含港澳台）以外地区和国家中的作家的华文/汉语文学创作。21尽管在这篇文章中，论者严谨地指出了海外华文文学/小说并不是当代文学/小说的一部分，但在同期刊物的专栏按语里，编者却径直表示，“海外华语文学写作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是“当代文学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有力扩展”22。这正表明了学界对于“海外华文文学”认识上的混乱。作为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海外华文文学受到关注的时间相对较短，很多概念和名称的使用尚不够规范，同时又由于最早的一批海外华文作家大多是从中国留学或移民异国，他们的海外书写通常被看作中国经验的域外延伸，因此，海外华文文学时常被错误地定义为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不可否认，“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内在地包含了“内/外”“中心/边陲”的分野，不过随着研究的日益深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自觉地反省这种“中国本位”的思维方式，纷纷表示不能将海外华文文学简单视为“中国文学的留洋和外放，而应该视为住在国也就是外国文学的一部分”23，“本土以外的文学书写”并不仅仅是“本土中国现代文学的地理延伸或附庸”24，这些观点已经成为目前学界的某种共识。然而大陆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仍然难以摆脱对中国文学的“收编”意图和“中国中心主义”话语的批判，前文中征引的史书美、王德威等的相关论述便是很好的例证。事实上，在“华语语系”理论的观照下，学界对“国族主义”话语和“中国中心观念”的深刻检讨，以及对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文化关系问题的重新认识，相较以前也已有了更深的自觉。吴俊就曾在文章中指出，海外华文文学不管是在创作现象还是理论批评方面，比之大陆的现当代文学通常都是“次一等的文学”“次一等的研究对象”，乃至在具体的学科建制上，也只能屈居“次一等的学科专业地位”，究其原因，便是我们习焉不察的“国家—民族主义的权力中心乃至宗主意识”作祟。不过，论者同样表示，“任何有关中心论的观念歧途（包括一中心即大陆、多中心或反向的去中心、无中心的设计思维）”，背后无不背负或牵扯着沉重的政治历史包袱。25在面对具体的作家作品、文化现象和文学史研究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联系海外华人的真实生存状况，对海外移民“落叶归根”或“落地生根”的人生选择，以及海外华文文学“中国性”或“本土性”的文化姿态秉持更加开放的态度，就像黄万华所说的，百年海外华文文学正是在不断地走出“中国性”、走出“本土性”的历史进程中走向文学的新境界的。26
前已述及海外华文文学应视为在地国即外国文学的一部分，这是考虑海外华人的移民现状从国别角度所作的划分，但这种以作家国籍为单一尺度的对中国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所作的厘清（及其隐含的“区别”“切割”意味）反而淡化甚至取消了二者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张奥列在《海外华文文学该姓啥？》中指出，海外华文文学构成多样、品流复杂，“有些作品可归入中国文学的序列，有些具有兼容性，而有些作品却具独立自主的体系”27。他将海外华文作家的心态分为过客、离散和定居、融入两种，认为前者为中国文学所兼容，是中国文学的翻版和延伸，后者则是与中国文学迥然有异、有自身独立品格的海外华文文学。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关于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兼容性的问题日前又在学界重新引起讨论，例如陈思和就表示中国大陆及台港地区的第一代海外移民作家的华语创作（他称之为“旅外华语文学”），应该属于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部分28；刘艳也以北美华文文学代表作家严歌苓、张翎、陈河为例，讨论了海外华文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叙述兼容性的问题。29这种淡化国籍之别，尝试从更广义的语言和文化的角度建立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的血缘连接的做法，可以视作大陆学界凸显海外华文文学的能见度和存在感，切实改善华文文学边缘处境的一种努力。
然而，在面临具体的文学史叙述时，我们不仅要看到兼容的可能，更要注意兼容的限度。一般来说，20世纪60—70年代以白先勇、於梨华、聂华苓等人为代表的台湾留学生文学，以及70年代末期以来以曹桂林、卢新华、虹影、严歌苓、张翎等的创作构成的大陆新移民文学无疑符合这种“兼容”的定义，但是笼统地指认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整体性兼容，这种论断无疑是成问题的。就板块间的差异而言，海外华文文学最重要的两大板块——北美华文文学与东南亚华文文学，不仅文学气质截然不同，对于中国和中华文化的态度也判然有别：当北美新移民文学致力于挖掘“中国经验”、讲述“中国故事”，有意无意地向中国文学靠拢时，东南亚华文文学却为“文化中国”对自我“主体性”的威胁心生焦虑，反过来追求与“文化中国”“中国文学”的区隔。30就作家的创作心态而言，如果是以一种过客的身份，以一种乡愁的心态、离散的情绪去书写异国的故事，传达“月是故乡明”的感慨，此类作品无疑可以视为中国文学的海外形声；但如果作家是以一种“他乡即故乡”的融入心态，“以居住国公民的价值尺度来看待多元社会，理解多元文化，表现融入异域生活的心路历程”27，那么此类作品应该视为在地国文学的一部分，而不再适宜纳入中国文学麾下。从作家队伍的代际组成上看，旅居海外的第一代移民作家，他们的创作承载的仍是母国生活的经验，作品在发表、出版、传播、阅读、改编等方面也主要在国内发生影响，这类创作无疑可以视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而第二代华裔文学作者，他们中的许多人不仅在创作的心态和身份上发生了重要的转变，在创作语言的使用上更是从华语/中文转向在地国的语言，因此，他们的创作应该视为在地国文学的一部分31，同样不适用于此类“兼容”叙述。总之，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兼容具有严格的对象限定性，笼统说海外华文文学都有这种兼容性，不仅在学术上不够严谨，恐怕还会引起不必要的政治纠纷。
余论
“有海水处有华人”，随着华人移民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世界华文文学的地理版图也在不断地开拓，并逐渐发展为一个包含了中国、北美、欧洲、东南亚、澳洲、东北亚等诸多板块在内的跨区域、跨文化的特殊存在；随着华人移民作家代际的推演和文化心态的转变，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论述重心也逐渐发生从“中国性”到“本土性”的转移；观察近年来王德威、吴俊、朱双一、黄万华等人对世界华文文学之“世界性”“国际性”品格的强调，已然有以“世界性”调和“中国性”“本土性”争端的趋势。在具体的研究中，对“中国性”的挖掘绝对不是否认“本土性”和“世界性”的手段，反言之，对“本土性”和“世界性”的凸显更不能以抹杀和取消“中国性”为代价。以史书美为代表的“华语语系”理论将华文文学等同于殖民地文学，以“反中国中心”和“反离散论”的工具撬动华文文学之于中国文学的离心，本质上仍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对抗逻辑，严重违背了共建世界华文文学大同世界的基本理念。在具体的学科建设的过程中，面对中国境内文学，学者们在充分尊重台港澳文学独特个性的基础上，对“本土”派学者炮制的“分离主义”理论予以严厉批判，坚决捍卫以台湾文学为代表的境外文学的“中国性”。面对海外华文文学，则一方面从学理上分辨留学生文学和新移民文学与中国文学相兼容的部分，同时也充分尊重以东南亚侨民作家为代表的华文文学创作的本土性和特殊性。总之，只有厘清了上述几点争议，世界华文文学学科的“中国性”才得以更好地凸显，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新文科”建设的时代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