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少数族裔文学，华裔文学是美国文学的构成元素之一。如同华人曾在美国文明发展史上作出过重要贡献一样，华裔文学在繁荣美国文学的历程中同样功不可没。然而，中外学术界对美国华裔文学的评价却一直将其作品置于经典之外。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华裔文学作品受华裔作家身份影响以外，学术界缺乏对华裔文学作品的文学性探讨也是其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借助尼采美学思想，在解构先前固有批评范式及结论的基础上，建构美国华裔文学的经典地位，使华裔文学在美国文学中赢得应有的话语权，可为美国华裔文学批评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一、文学经典化与美国华裔文学的现状
文学经典化是一个“化”的过程，经典作品通常是优秀作家以精英文学为创作导向创作的且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叙述了不受时代限制并具有相对永恒价值的文学精品。在作品经典化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中，经典是一种文化标杆，也是文化核心价值的凝聚。文学经典既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由作家本人的自我评价所形成的，而是作品在相对较长时期内逐渐建构起来的文学权威。
西方学术界在文学的经典化建构方面素来有“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两种主要观点。[1]98本质主义观点认为，经典化是由文学内部要素决定的，即作品经典化的依据。持该类观点的学者认为文学作品只有在超越时间和空间以及具备创新美学特质的前提下才有成为经典的可能。该观点在学术界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即使在当今大众文化时代的文学经典化研究中，持该观点的学者亦为数不少。建构主义观点则认为，文学作品的经典化不是被读者和批评界所普遍“认可”的结果，而是作家在不同空间和视角下进行文学创作的过程，其经典化处于动态之中，解构与重构是其变化的基本特征。相比之下，本质主义在这两种观点中具有更为强势的话语权。除上述两种观点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作品经典化研究应基于文学作品的艺术品质、作品在文学发展史中的地位和读者接受与认可程度三个维度。
纵观上述观点，文学经典与文学经典化是两个层面的研究内容。经典指具有深邃的文学品质、被普遍认可且具权威性的文学作品自身，经典化则指作品成为经典的动态过程。前者体现在学术界对作品创作的研究层面，后者则体现在批评界对文学作品成为经典的“化”的过程研究层面。两者又是相互联系的同一事物的两个侧面，因此，对文学的经典化研究需要两者兼顾才能作出相对合理的阐释。
由来自中国的美国华人早期移民作家以及第二代和第三代华裔作家共同努力所形成的美国华裔文学，因受其华裔作家身份、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因素影响，虽然在其创作中跨文化性、流散性和世界性等写作技巧日臻成熟，显示出多元文化的独特魅力，但由于旧中国国力积贫积弱，华人远涉重洋来到美国寻找生活出路，因此早期美国华裔作家创作的主题一直被视为反映华裔族群文化诉求或了解中国文化的媒介，而其文学性则常被学术界所忽视，虽然也有学者对美国华裔文学的文学性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讨，但并未构成该领域研究的主体。
在文学经典化道路上，美国华裔作家没有可供直接借鉴的相关理论，因为就“经典化”这个议题本身，中外学术界也一直存在着争议，如美国学者布鲁姆在阐释文学经典化中的“陌生性”时就曾说，“一部文学作品能够赢得经典地位是一种我们完全认同而不再视为异端的原创性”,经典作品的标准之一是“神性和人性的爱恨纠葛”。[2]32但是，不论是陌生性还是神性和人性的爱恨纠葛，都带有明显的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立场，因而难以成为世界文学所共同接受的文学经典化标准。中国学者林精华等人提出，文学经典化可以借鉴“阅读、阐释和价值发现”这个模式得以实现。该观点显然偏重文学的社会功能，认为文学创作的目的源于伦理表达的需要，文学的功能就是对读者予以教化，而文学的审美功能只是文学教化的衍生物。[2]29在文学经典的深度品读维度上，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为例，中国学者周启超认为，“对经典文本持有不同的视界，便会获得不同的品读维度”,作品人物的艺术形象应具有“敢于挑战的现代个性”,成为“跨越‘异化’的生存法则与不人道的现实社会价值标准的反抗者”,“在对社会的超越中也超越了自身崇高理想而遭遇失落的悲剧主人公”,成为“在各种意识的聚变中始终不懈地探求着超越的理想途径，即完全人道主义地变革现实生活的探索者”。[3]由此可见，单纯的审美本质主义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文化等外部因素都很难界定文学经典的本质。鉴于此，美国华裔文学若试图进入文学经典之列就必须兼顾作品的社会功能和审美功能，而德国著名哲学家尼采的美学理论以其深邃的哲学意蕴和系统的美学思想，为探讨美国华裔文学经典化之路提供了哲学、美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
二﹑尼采美学思想的解构性与建构性
华裔文学在美国白人主流文化中自其形成以来就一直受到来自读者和学术界的误解和否定性评价，从而影响到美国华裔文学的经典化进程。如何破解这种困境，这就涉及在对美国华裔文学的阐释模式中，学术界首先需要解构其固有的传统批评模式和价值判断标准，并在解构的基础上建立华裔文学在美国文学中的地位。在文学的人学意义层面，美国哲学家考夫曼在评价尼采对苏格拉底的态度时曾说：“哲学家必须永远站在他那个时代的对立面，永远不要顺从；充当一名无所畏惧的批评家和诊断家是他的使命——如苏格拉底那样。”[4]哈贝马斯认为，福柯、海德格尔和德里达等哲学家继承和发展了尼采的美学思想并揭示了“存在”的但被遮蔽了的历史及形而上学的“白色神话”的实质。[5]因此，尼采美学思想有助于学术界在解构传统经典化理念的同时，也为美国华裔文学的经典化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尼采美学思想的内核是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在其著作《悲剧的诞生》中，尼采借用希腊神话中的日神阿波罗和酒神狄奥尼索斯两个人物形象来比喻艺术形成与发展的两种根本力量。日神是光明之神，其光辉使世间万物呈现出美的外观。所以，日神精神常表征为一种对现实进行超越的梦幻精神，以“美”的面纱来遮盖人生的悲剧本质，将人生以梦境的形式进行观赏。因此，日神精神通过艺术形式化的方式来呈现世事，也可以说是权力意志的表征，这一特性也突出地体现在文学艺术领域中。酒神则源于古希腊神话中的神祗狄奥尼索斯，是水果和蔬菜之神，主管世间酿酒和制糖业。虽然四季在不断轮回，果蔬在不断枯荣，但却生生不息，因而在尼采看来，酒神是人类意志与力量的化身。日神精神在人的内心中产生一种幻象世界的美丽外观，是造型艺术产生的原始动力，它使人进入梦的幻境；酒神精神是对世界本质的直观把握，它使人的心灵进入酒醉状态，即从人的内在本质天性中形成幸福的狂喜，主观自我逐渐化入浑然忘我之境，这就形成了音乐艺术作品产生的前提。由此，日神精神肯定和美化了个体生命，而酒神精神却通过进入忘我的狂喜状态而淡化了个体性，从而达到对整个世界的生命意志的肯定，使人体验到与自然界原始统一的欢愉状态。尼采的日神精神仅体现在作为表象的世界中，而酒神精神却体现在意志的世界中。酒神精神的“醉”是一种情感的宣泄，心性的放纵，因而能够反映出人的痛苦与狂喜交织的生命体验，它使人得以解除个体的束缚而回归自我本真状态。中国学者王岳川认为，尼采基于其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进一步发展了他的美学思想，认为“艺术的价值在于战胜人生的悲剧性，生命的痛苦由审美化为欢乐，因而艺术的本质在于生命通过艺术而获得拯救”[6]。酒神精神中所蕴含的人面对苦难的狂欢虽无益于悲剧主人公在现实物质世界中的拯救，但却使其生命意志得以永恒。在尼采看来，个体的毁灭只是现象，而悲剧的真谛则在于“表现了那似乎隐藏在个体化原理背后的全能意志，那在一切现象之彼岸的历万劫而长存的永恒生命”[7]71。尼采的酒神精神打破了美丽外表的幻象，以本真的状态直视人生悲剧，超越个体苦难的羁绊，追求艺术审美的永恒。尼采美学中的酒神精神以对“意志”和“生命”的绝对推崇而开创了西方人本主义哲学，并对西方文学现代和后现代转向提供了存在主义哲学认识论基础，进而使之成为其美学思想的内核。尼采既反对瓦格纳通过音乐艺术把人引入一个自我陶醉的虚幻境界，同时又反对叔本华那种消极悲观的人生态度，其美学思想与其权力意志、超人哲学、永恒轮回等哲学观点有着极其密切的内在联系。在尼采看来，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创造新的价值体系，打碎一切偶像，重估一切价值。因此，其基于酒神精神的权力意志美学和生存美学思想在解构先前既有传统理念的同时，又具有建构新的理念的强大力量。
酒神精神推崇的人生态度是要人相信自身是强大的、坚强的，人要勇于面对困境，勇于破旧与创新，并不断超越自我。尼采在后期以其“权力意志论”来表达其酒神精神，其权力意志的生命哲学美学也同样倡导艺术的创新性。尼采认为，艺术创造的动力，不是源于那种脱离现实的、纯粹的“美”的理念，也不是苏格拉底式的理性，而是不断追求、不断超越的权力意志。在尼采看来，意志即事物的生命力，而生命力本身总是在要求不断扩张。尼采明确指出：“权力意志，即贪得无厌地要求显示权力，或者，作为创造性的本能来运用、行使权力……权力意志就是自我提高和自我强化。”[8]154因而这位伟大的“思想叛逆者”高呼“上帝已死”,其权力意志美学对以理性主义传统哲学、基督教道德和唯美主义为思想基础的西方文学形成了极大挑战。尼采的这种生命哲学美学观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揭示美国华裔文学对华人在美国社会中争取生存权利的文学叙事的本质。
海德格尔曾指出，尼采美学认为“艺术是权力意志的形象”,“权力意志是存在的内在本质”,因而，“我们在艺术的存在中遇到了最清晰和最熟悉的权力意志的模式”[9]。因此，基于其权力意志美学，尼采呼吁人们应当重估一切价值，以此来表现人的个体性，使人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并克服普通人的信念和习俗而成为超人。尼采通过查拉图斯特拉的例子指出：“我教导你们做超人，人是可以被超越的某种事物。迄今为止，一切生物都已经创造出超越它们自身的东西，难道你们竟甘心情愿成为这一伟大潮流的落伍者吗?……现在，我教你们什么是超人：他便是这闪电，这疯狂。”[10]从一定意义上讲，尼采的“超人”就是那些勇于打破固有传统价值，不断勇于超越自我的现实生活中的强者。但是，这又不能狭隘地认为是作为主体的某个人企图征服世界的狂热欲望，而是一种作为生活和艺术创作的本质原动力。因此，超人哲学是权力意志的产物，也是艺术创作不断超越旧传统、打破旧权威的信念所在。
尼采反对苏格拉底所提倡的概念、判断及推理的理性逻辑。因为在苏格拉底看来，人的道德行为、同情、牺牲、英雄主义的冲动以及被崇拜日神的希腊人称作 “睿智”的种种难能可贵的心灵上的宁静，都是可以通过知识辩证地推导出来的，因而人的这些品质也是可以被传授的。对尼采而言，权力意志即人生存的意志，因此，人的生命存在实质上也就是人支配自我和控制未来的意志。人们在控制未来的进程中，会发现并没有终极和至善至美的价值，权力意志重新估定价值本身就是善。世界是流变不息的，人和事物的“永恒轮回”是自身发展的基本规律，而正是这种生生不息的永恒轮回才使得世界不断更新，并充满生命力。
尼采的上述美学思想及其生命哲学观颠覆了西方传统理性道德观和价值观的权威性，为现当代文艺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奠定了非理性主义的哲学基础。在《超道德感中的真实与谎言》一文中，尼采指出：“真理是一支由暗喻、转喻、拟人组成的机动部队，简单来说，人们之间的关系被诗意般地通过修辞予以加强，而这些修辞性的表达在被长时期的重复中成为对人们有约束力的经典。”[11]尼采对西方主流话语所构建的“真理”提出质疑，尼采认为艺术是由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共同构建而成的：日神代表人类精神中的理性克制，同时也构成了艺术的外观形式； 酒神则是人类精神中的放纵、陶醉和意志，同时也是艺术对生命本质的追问。因此，其美学思想在解构旧有传统观念的基础上，又在寻求价值的重构及对艺术梦境的追求。
尼采美学思想对文学作品的创作与批评兼顾了文学作品自身话语权的表达与艺术审美两个层面。既然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属于艺术美学批评的一部分，那么尼采美学思想在美国华裔文学经典化研究与批评中，不论对华裔作家还是对学术批评界，均构成其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哲学基础。
三、尼采美学对美国华裔文学经典化的影响
作为少数族裔文学，美国华裔文学在经典化道路上困难重重。以尼采非理性哲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来重新反思和谋求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之路，对于解构所谓西方正典的创作理念和批评定论，建构美国华裔作家的经典意识，为美国华裔文学作品走向经典，建构起自身的文学话语权，形成华裔文学在美国主流文学中的“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启示性意义。
美国华裔文学从其早期“祈求”美国主流社会对华人的宽容，发展到后期对种族歧视的抗议，其创作宗旨导致其作品始终处于西方文学经典之外。尤其在华裔文学的初创时期，美国华人作家多倾向于表达其文化及政治诉求，而对作品的文艺审美作用却未能给予足够重视，学术界对美国华裔文学的批评也多局限于族裔文化研究层面。不仅如此，在华裔作家群体内部，在作品的写作策略和具体诉求方面也存在着一些分歧：女性作家倾向于追求华裔女性的权益，而男性作家则致力于彰显少数族裔男性的尊严。此外，还有一些华裔作家出于商业利益而迎合西方主流读者对其族群文化的猎奇心理而从事“自我边缘化”写作。因此，从整体上来看，华裔族群作家对其文学创作中的文化价值观和审美观还没有形成挑战西方主流文学经典霸权地位的统一的思想理论建构。如前所述，经典的构成受诸多因素影响，因此，对经典进行追踪溯源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文学经典形成的基本要素。经典一词的英文译法是canon, 它最初来自希腊文kanon, 是芦苇和直棍的意思，后演化成尺度、规则、标准之意。“公元1世纪基督教出现后，经典逐渐成为宗教术语。公元4世纪，它开始代表合法的经书、律法和典籍，尤其与《圣经》新、旧约以及教会规章制度有关”[12]。从“经典”的词源及其发展脉络中可以看出现代文学经典建构的轨迹。在西方社会中，经典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准宗教的社会功能，其功能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定的批评话语、权力机构以及其他一些人为因素。英国新批评文论家艾略特指出，文学经典“意味着那些文学形式和作品被一种文化的主流圈子接受而合法化，其引人瞩目的作品被该共同体保存为历史传统的一部分”[13]。由此可见，经典又不是孤立的文化现象，其“化”的过程渗透着文学话语权力的运作。尼采美学则以其生命本体对艺术审美的永恒追求以及对意志和生命的绝对推崇，对西方传统话语霸权予以解构，其对西方现代文化的批判和对西方价值重估的哲学思想，对处于主流文学边缘境地的美国华裔文学从边缘到中心的经典化发展起到了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的启迪作用。
尼采美学的解构性对当代美国华裔文学经典化的启示意义，表现在对西方现代文化霸权予以批判，并对西方主流价值观提出质疑和进行重估，对所谓西方正典中所宣扬的宗教观、价值观和审美观等建立文学经典的外部因素予以颠覆，并基于自身族裔文化的特点建构美国华裔文学的价值观和审美观，从而达到解构西方传统文学经典的权威，建构超越西方主流话语束缚的少数族裔文学经典。尼采美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上帝已死”论和超人哲学，其哲学思想具有反基督教教义和西方传统文化的意蕴，对于揭露西方传统经典文学宣扬基督教教义和以此来打压非基督教文学作品具有积极的、建设性意义。西方所谓传统经典文学作品热衷于传播基督教教义，并无益于各族裔的平等博爱和世界大同，而只是为了让人们更加臣服于主流文化话语权。因此，凡是与他们的文化及信仰不相符的作家和作品，都难免被排斥在主流文学之外。从历年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和作品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其评判标准绝非仅仅取决于文学作品的艺术品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因素也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因此，少数族裔文学作品进入主流社会的视野并在一定程度上被接受，并不意味着它真正取得了与传统的西方文学经典并驾齐驱的地位。
从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华裔文学一直在尝试突破西方霸权话语的控制，从沉默到发声，并极力从边缘文学跨入主流文学中去。从移民史来看，美国华裔文学是随着华人移民美国而逐渐形成的，华人移民及其后裔曾为美国的发展与繁荣作出过重大贡献，然而却得不到平等公正的对待。在踏上美洲大陆的初期，华人一度被认为是“不可同化的异端”,“没有宗教信仰的愚昧族群”。因此，早期华人移民的文学作品多反映他们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而充满祈求和抗议之声就不足为奇了。在种族歧视的美国社会中，由于华人移民所处的边缘地位，他们的文学创作就必然被排除在美国主流文学之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因为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与美国结为同盟国关系，此后的一段时间里美国华裔又被视为可以融入美国民族“大熔炉”的“模范少数族裔”,而此间华裔文学作品也多表现出对美国主流社会的认同。黄玉雪的自传体小说《华女阿五》就极力渲染一对白人夫妇对她无私的帮助，才使她得以完成大学学业并在事业上获得成功。黄玉雪的这部作品因表现出对西方基督教博爱教义的认同而广受西方读者欢迎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出版。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美国民权运动高涨时期，美国华裔文学作品中的“反话语”抵抗叙事策略演变成对美国文化霸权的公开质疑与颠覆。但那些具有“抵抗文学”性质的华裔文学作品，如赵健秀的剧作《鸡笼中国佬》《龙年》以及其后的小说《唐老亚》和《甘加丁之路》等虽然在华裔和亚裔族群中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始终不为美国主流社会所接受。在西方文化霸权的排挤和打压下，美国华裔文学的话语处于边缘境地。虽然近年来一些华裔作家的作品不断获得美国文学的大奖并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如汤亭亭的作品《女勇士》被美国许多大学教程所选用，谭恩美和黄哲伦等人的作品也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但我们需要考虑其作品被美国主流社会所接受的深层次原因，即这些华裔文学作品被当作华裔族群的文化符号或标志，甚至被当作西方人以东方主义视角猎奇异域文化与情调的窗口。从美国批评界对华裔作品关注的视角来看，华裔文学创作有被“贫民窟化”的危险。这种尴尬的处境使华裔文学及其族裔文化“永久性地被边缘化﹑渺小化、女性化，使其无法在平等的意义上与其他族裔的文化进行对话，更无法像多元文化的倡导者宣扬的那样，使各种文化在美国这个号称自由、平等的国度里共生、共存、共同发展”[14]。因此，美国主流文化和主流文学为了所谓“平等共存的多元文化”之政治目的或出于欣赏东方异国情调的猎奇心理而接纳华裔文学作品，这并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美国华裔文学的经典化。
在西方传统文学经典理念及社会、经济、政治及文化等因素的制约下，新经典的形成注定要经历许多挫折和磨难，因为新经典的确立首先需要打破西方传统文学经典的霸权地位。基于酒神精神的尼采美学认为艺术创作要不断超越旧传统，打破旧权威，它所提倡的桀骜不驯的反权威姿态给西方传统文学经典理念所宣扬的、带有伪善性质的基督教道德观及其文化以致命打击。它带给华裔作家的启示就是：不要消极地等待什么超自然的神的力量来解救自己、把自己带到不食人间烟火的彼岸世界以求得解脱，不要谄媚地迎合主流话语，而是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从多元文化当中汲取自己所需要的营养，在颠覆西方主流社会价值观主导地位的进程中建立起自己的价值体系。在这方面，美国少数族裔作家已有范例。非裔作家理查德·赖特通过其城市抗议小说《土生子》将这一点表现得淋漓尽致，正如张晓敏教授所言：“唯有每一个黑人权利意识的提高，才能从根本上改变黑人在美国受歧视和压迫的现状。对于这一点，赖特是非常清楚的，而其文学作品感人至深、震撼人心的力量，也就成为了唤醒黑人权利意识的最佳媒介之一。”[15]非裔女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尼·莫里森也在这方面做出了表率，她在其文学创作中，逐渐认识到少数族裔作家构建自己民族文学经典的迫切性，因此她认为构建经典就是构建帝国，少数族裔文学的经典化需要努力保卫其族裔文化及民族尊严，因为“无论哪个领域、哪种性质、哪个范围(批评、历史、知识的历史、语言的定义、美学原理的普遍性、艺术社会学、人类的想象等),关于经典的辩论都是文化冲突的体现。所有的利益都有归属”[16]。
在美国华裔作家中，这种摆脱西方霸权话语的偏见，建构华裔文学经典的意识也在逐渐形成。华裔作家汤亭亭对美国主流社会强加给她的具有族裔色彩的称谓十分反感，她说，“华裔美国作家”的称谓在这个全球化时代也许显得过于狭窄，因为每个作家都想成为全球化的作家。[17]纵观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美国文学的发展，随着西方多元文化主义思潮的兴起，各少数族裔作家开始质疑西方主流文学经典，因为他们发现，所谓西方主流文学经典几乎是已故白人男性作家的作品，作者的阶级、种族和性别身份等因素是影响文学作品能否成为经典的重要因素。于是，多元文化主义的倡导者认为，文学经典“应该代表真正的社会多样性和范围更为宽广的文化遗产，应包括先前被排除在文学史和主流文化的教育体系之外的作家作品”[18]。作为文化表征的西方主流文学经典受到少数族裔意识觉醒的多元文化主义(包括女性权益诉求在内的多元文化主义)以及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主义思潮的冲击，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西方正典”的新文学经典化论争。在这场论争中，种族、阶级、性别以及民族、宗教等社会因素成为文学经典化探讨的重要议题。来自不同族裔群体的作家都力图通过文学作品表达出自身的诉求与对社会的关注。然而，华裔族群由于其母国在近代史上处于政治上卑微屈辱和经济上贫穷落后的状态，华人移民一开始便处于美国社会的底层，因而他们在种族、阶级、宗教、文化等各方面都被视为低下、落后的族裔代表。因此，华裔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在经典化过程中就必然要面临来自西方传统文学经典理念以及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的挑战。时至今日，西方批评界和读者对华裔族群的刻板印象以及潜在的种族主义意识还可以从其对华裔作品的期待视野中反映出来，他们更加热衷于那些带有异国情调、描写愚昧落后旧中国的华裔文学作品，而对那些展示当代中国的华裔文学作品则兴趣不大。因此，美国华裔文学要实现经典化的第一步就是要彰显尼采美学中所倡导的颠覆西方传统道德观和价值观，并对美国主流文学价值的权威性进行重估，通过其文学创作打破西方主流文化及其价值观优越论的神话，在美国主流社会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进而建构起华裔文学在美国文学中的话语权。
尼采美学推崇生命本体对艺术审美的永恒追求，对当代美国华裔文学经典化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性作用。尼采在其《权力意志》中指出：“我们的宗教、道德和哲学是人的颓废形式，艺术是人生意义的赋予者，审美价值是唯一可信赖的价值。”[8]794尼采的观点表明，文学作品在彰显其社会功能的同时并不能脱离文学自身的艺术审美本质，而生命本体对艺术审美的永恒追求，这本身也是探求一种反映人类对真善美等基本社会价值观的共同审美心理。虽然诸如意识形态力量、文学理论和批评观念的力量等影响文学经典化的外部因素不可小觑，但这并不能以强行推广的方式令读者从内心深处真正接受某部作品为经典。一部文学作品必须以其内容和形式的愉悦性和启迪性来打动读者。所以，一部缺乏文学性及社会意义的作品，无论意识形态和文学评论界如何大力对其进行宣传，也不可能使其成为文学经典。鉴于此，华裔作家在进行“反话语”对抗性写作的同时，作品的艺术价值及社会意义是华裔作家需要给予关注的两个主要方面，以使其作品反映出人类共有的人性心理结构和共同审美心理感受。唯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广大读者阅读华裔文学作品的兴趣并对其形成认同感。与此同时，华裔文学还要避免走向过多说教或者追求“为艺术而艺术”两个极端。尼采认为：“艺术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活动。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人生和世界才显得是有充足理由的。”[7]104尼采所倡导的文学创作审美观不仅要追求语言文字的优美和情节构思的精巧以及人物刻画的形象逼真，还要达到对生命本质的追问以及道德教化的目的。唯有如此，文学作品才能使读者深入其中，领略作品的艺术之美和对生命意义的追问，进而最终达到读者与作者心灵的契合。尼采美学思想体系中的这一主张对那些少数族裔文学中的颓废倾向和自我边缘化写作，具有警示作用。
美国华裔文学自其早期作品直至当代的文学创作，一直存在着“边缘书写”倾向。所谓“边缘书写”主要指作家的主观创作心态，即在其作品中采取“自我边缘化”或“自我东方化”的态度，以吸引西方的读者。这种倾向在第二代华裔作家作品中就已初露端倪。刘裔昌的《父亲和光荣的后裔》和李金兰的《泰明所建之屋》等作品都表现出族裔文化为归属美国主流文化而放弃甚至鄙视自身族裔身份的倾向。这是一种典型的丧失自身个性和丧失酒神精神本真的自我表达范例，是屈从于现实而失去自我的媚俗表现。事实证明，这样的作品会随时光的流逝而被人们遗忘。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华裔文学中涌现出如李健孙、任壁莲和黄哲伦等新一代华裔作家，与此同时，一些老一代作家如汤亭亭、赵健秀和谭恩美等人也不断推出新作。然而，在美国华裔文学“欣欣向荣”发展的表象下，我们也有必要深入探讨这些华裔作家作品被美国主流社会所接受的深层原因：其文学创作中浓郁奇特的“中国故事”是否刻意为了迎合西方读者的期待视野，其以多元文化代言人身份的文学创作(虽然一些作品已为美国主流社会所接受并被列入大学课程)在多大程度上能代表华裔族群乃至世界读者的心声。如果华裔文学只被看成边缘族裔的“他者”文学，以使美国主流社会得以从中欣赏到异域奇特风俗及景观，那么华裔文学进入经典之列也只能是一个虚假的幻象而已。
在上述表象掩盖下的是美国主流文学的文化霸权实质。事实上，美国华裔文学中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边缘书写”话语与西方白人作家的作品中对中国“东方主义”式的描述话语并无二致。在文化日益多元的当今时代，美国华裔作家的跨文化身份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独特的视角。然而，无论他们认为自己已经如何美国化了，他们在美国人的心目中仍被视为中国文化的代言人，他们自身也仍被视为其描述的华人中的一部分。胡贝克以任碧莲的观点为例，认为“美国亚裔作家就是美国作家，美国这个大熔炉既然包容了来自各界各个民族的成员，那么华裔就不应该被边缘化”[19]。因此，华裔美国文学中的“边缘书写”实际上描写的多是中国文化中奇异与落后的部分，虽然这样的作品可以博得西方读者一时的猎奇心理，却无法赢得对方的尊敬，因为那些华裔作家无意中把自己放在了一个被凝视、被观赏的位置上。所以，美国华裔文学中的“边缘书写”话语无益于华裔文学的健康发展，其自我东方化的书写对美国华裔文学进入经典之列具有极大的负面效应。因此，依据尼采美学对艺术审美及其价值评价体系进行重构的观点，美国华裔文学应将对传统西方霸权话语的颠覆与艺术之美的追求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其作品的艺术价值及其社会价值来追求人类共同的审美心理、人性观以及价值观，在流变不息的世界中不断探索人类对真善美的永恒追求，并以此来获得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普遍认可。
随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多元文化主义思潮的兴起，西方主流文学经典的传统标准开始受到质疑，人们对文学作品何以能够成为经典的看法也不统一。在多元文化语境下，文学经典的形成因素必然会受到作者、读者、阐释者所处文化背景的影响。多元文化主义者强调各个文化族群的文化特性的传承与发展，但这一构想在实施过程中会受到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中美在文化和心理结构等多方面存在差异，加之地域的限制，使两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缺乏应有的理解和沟通。许多美国读者和文学评论家都倾向于把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看作了解中国的社会学和人类学文献，而非文学作品。黄玉雪的自传体小说《华女阿五》备受推崇、汤亭亭的《女勇士》被当作自传类作品而非纯文学作品的文学案例均表明，美国社会对华裔文学狭隘的偏见会长期存在，这种状况对身处美国主流文学边缘境地的华裔文学的经典化形成了很大的挑战。因此，美国华裔文学要进入经典之列，就要摆脱西方文化霸权及其价值观的束缚，以彰显本族裔文化乃至人类共有的价值观念，并对人类共同的正向价值和跨越民族、国家、文化的“人类性”予以肯定和张扬。此外，华裔作家的文学创作若被主流社会所接受，除了华裔作家需要冲破种族、阶级、性别以及民族、宗教等社会因素的藩篱外，还要在文学审美层面达到一定水准，要以其文学性来征服读者。尼采的酒神精神贯穿于其权力意志和超人哲学的思想体系中，华裔作家借助尼采美学思想挑战当代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和西方主流社会价值观，美国华裔文学的经典化才有可能形成新的建构思路。尼采美学思想对艺术审美的永恒追求，对美国华裔文学脱离文学审美过于政治化的倾向和迎合西方主流社会读者期待视野的创作倾向亦具有重要启示性意义，并为美国华裔文学回归文学的艺术审美道路开创了一种新的思路。更为重要的是，尼采美学思想对西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质疑和重估，为美国华裔文学建构自身的文学审美观和价值观，从而创作出具有追问和透视灵魂的力度、具有文学性和社会性、族裔价值观和人类共有价值观综合为一体的经典之作奠定了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哲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