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评价和书写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一直是这一专业和学科的重要议题。20世纪80一90年代，钱理群等人撰写的《中国现

代文学三十年》、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以及新世纪后许志英的《中国现代文学主潮》、

陈晓明的《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等著作相继出现，体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书写的实绩，其中一些迄今仍然是各大中专院校中文系的

主要通用教材。近年来，陈国恩的《文学欣赏与批评》、陈思和主编的《中国文学课》、许子东的《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杨联芬

与张洁宇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精读》、钱理群的《钱理群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以作家、作品为中心》、温儒敏的《温儒敏

讲现代文学名篇》、商金林的《中国现代作家的读解与欣赏》、程光炜的《小说的读法》等以作家和作品为中心的著述相继出现，表

现出与前述著作的不同特征。这些著述的发生，一方面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文学教育、文学传播做出的新的回应、探索与实践，一

方面展示了文学史书写的新的可能性。

一、从史论到文本：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书写的转向

观察近年来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关注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相关著作，可以看到一些较为明显的变化：一是在功能定位上，从文学史教

材、专著转向不局限于专业内的作品解读类读物；二是在内容上，由重视文学史知识的传授转向注重文本阅读经验的分享；三是在接

受对象上，从专业读者延伸至大众读者。这些变化其实是彼此关联的，共同反映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对自身的功能再定位、价值再

认识与传播新实践。

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及著述是文学场域中的基本构成要素，三者相互关联，分别承担着不同的功能。但就这三者与

当下文学教育之间的关系程度来看，文学史无疑占据着主导地位。这当然与文学史的"权力”有关，然而由此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亦是

明显可见的。

文学史的编纂内蕴含着价值评判，是推动文学作品历史化、经典化的有效载体和路径。文学史的书写虽然是以文学创作和文学批

评为前提和基础，但并不是对这两者的实录，而是有选择、有倾向的论述。之所以如此，与两个方面的原因有关：一是特定时期的文

学现象往往是纷繁复杂的，而文学史对某一时期文学状况的塑形只能删繁就简，抓住主干，突出主要特征；二是特定时期的文学史著

述总会受到特定的意识形态所支配。

自1950年5月，政务院教育部颁布了《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将中国新文学史纳入中文系本科教育基础课程，正式

开启了这一课程的体制化进程，并延续至今。与之相对应，编纂一本适当的文学史就提上了日程，这使新文学史的编纂从一开始便具

备了多重属性与功能：一是响应意识形态需要；二是对新文学现象进行搜集、整理与研究，促成新文学的历史化；三是便于教师教学

与学生学习。

自此之后，新文学史著作与时偕行，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出现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著述，新文学史的编纂本身就构成了一部

"史”。七十多年来，新文学史的编纂先后受到革命史观、阶级论、启蒙观、现代性等多种观念的影响和支配，并因此陆续呈现出不

同版本的现代文学史。这些出现在不同时期的文学史，本身就构成了具有丰厚意味的文学史现象与可扩展的研究论题，也形成了“重

写文学史”的前提和动力。这些文学史对文学史分期的不同划定与定性，对作家、作品的不同评价与定位，对文学流派的不同选取与

态度等，具体而微地显示着历史流变的讯息。正是在整体性的考察与书写中，史论体现了撰写者的文学观念与文学史理念，也不可避

免地粘连着特定的时代风气与社会思潮。

文学史兼具文学和历史的双重特性，既以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为基础与前提，又需要具备治史的眼光与能力，从而才能撰写出

相对可靠的文学史。因此，文学史的书写往往需要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整体与个体、审美与历史、感性与理性、知识与经验

等。但在具体实践中，上述几个方面并不是平衡的，往往出现偏颇，以至于有研究者指出：”'中国文学史·在讲述历史的同时，也

瓦解了历史，在揭示文学性的同时，也损坏了文学性。”长此以往，无论是在研究中还是在教学中，就形成了理性大于感性、价值

强于情感、见论不见人、重现象轻作品等问题，进而影响到专业学习者的学习惯性和研究惯性。

比较而言，文学史论述与文学文本各有千秋。史论往往具有概括性，是对文学现象和文学经验的理论总结与提升；文本则是具体

的，其中显示着语言的魅力、故事的曲折、命运的起伏、情感的褶皱等多种形态。史论有利于读者对文学现象的发生和发展形成较为

整体的认识；文本则为读者提供人生的镜像，显现着“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史论操持着学科的术语，令人感到敬畏；文本体现着

作家的审美创造力，是作家与读者、读者与世界、读者与读者进行交流的中介。因此，在文学史书写中，这两者应当相互倚重，共同

兼顾。但具体到编纂实践或教学实践中，难免会因着各种因素的作用出现失衡的现象。

著名作家余华在谈到文学史与文学作品时，坦然地指出："我们的阅读里没有文学史，我们没有兴趣去了解那些作家的年龄和写

作背景，我们只是阅读作品。”[2]他的说法体现出了作品中心主义。这种具有倾向性的阅读，既与作家的身份有关，也与作品的特质

有关。作家的这种选择恰恰说明了阅读作品对文学创作的积极影响。正是在对古今中外大量作品的阅读中，包括作家在内的阅读者才

能获取对文学的感悟，从而积累创作经验与审美经验，并在创作时获得参考与启发。

以文学史为中心的文学教育，一方面由于现实需要（如高等教育扩招带来的文学史课程增多），客观上推动了文学史著作的反复出

现，一方面则在具体的教育过程中，导致专业学习者往往舍本逐末，以文学史知识为遵循，不愿意静下心来阅读现当代文学经典文

本，缺少对经典作家和文本的个人感知。但饶有意味的是，一些“泛文学”

吸引着年轻学子的阅读注意力1，如蔡崇达、李诞、大冰、

马伯庸等人的作品。两相比较，可见其中的差异与问题。因此，有学者对文学史的书写提出了期待，认为"教科书的文学史应该是批

评化的、鉴赏化的，是集文学历史和文学欣赏、文学知识和文学写作为一体”[4

或许正是有感于以文学史为中心的文学教育产生的问题，一些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的现当代文学著作相继出现，显示出著者不约

而同的指向和用意。著名文学史家钱理群在为新著所作的序言中，对”大文学史”研究和以文学史教程为中心的文学教育进行了反

思，指出："我们越来越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文学史的大厦，主要是靠作家，特别是大作家、经典作家支撑的；而作家的主要价值

体现，就是他的作品文本。离开了作家、作品这两个基本要素，就谈不上文学史。”[5许子东在对20世纪中国小说进行重读时，并未

预定某种框架，而是按照时间线索，以作品为中心来渐次展开，”本书尝试回到文本阅读的基本方法，梳理背后的文学史线索…总体

上，从作品出发而不是从作家或理论出发，是本书的写作原则”[。两位学者对文本的重视，显然并非无的放矢。程光炜的《小说的

读法》分为甲、乙、丙三辑，每辑由6篇文章组成，共计18篇，各篇围绕著名作家的重要作品展开阐述，如莫言的《白狗秋千架》、

格非的《春尽江南》、路遥的《人生》、刘震云的《一地鸡毛》等。以“读法”命名该著作，不仅可以看到作者在文本细读、史料研

究等方面的深厚功力，也可以看出作者在其中显示的示范效应。

从以史论为重点到以文本为中心，这种变化是对以往文学史书写和文学教育的反思和改进，有助于改变当前文学教育中存在的偏

颜，引导学生加强对作家和文本的关注和阅读，进而切实提高自身的文学鉴赏水平和能力。

二、主题与重构：彰显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人文色彩

如果说从以史论为重点转向以作家、作品为中心，体现出当下文学教育的自我反思与调整，那么，对中国现当代作品文学进行主

题提炼与重构，则显示出文学教育者的主动探索与自觉追求：

以往的文学史著述多是按照时代嬗变、文类状况等线索来展开，这有助于厘清文学史发展线索和脉络，但又因为"时间”的切割

而使文本显得较为分散、孤立。晚近新出现的一些著作则有意打破线性历史观支配下的文学史书写观念，呈现出新的文学图景，从新

的角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进行了重构，按照相近的写作主题，把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相关文本并置，形成了新的书写实践。

许子东的《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以小说作品为线索，把小说作为阅读20世纪中国的中介、对象和方法。这部著作并非以新文化

运动为开端，而是延伸到了晚清，从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讲起。对“起点”的选择与认定，既意味着对文学史的不同看法，也

预示着将会对文学史产生新的理解与认识，如他在晚清小说中发现的官员形象。【这部著作是一部小说史，但并没有文学史著作中常

见的阶段划分、理论概括与总结等内容，而是以对具体文本的分析来展开。准确地说，这部著作是一部小说选本，是一个小说书单，

内蕴着许子东的个人眼光。许子东的著述以条理清晰、文笔生动而见长，这部著作延续了这一特点。

在陈思和领衔的《中国文学课》中，在序曲与尾声之外，这门课程按照个体生命在发展过程中遭遇的情感经历与人生命题，将内

容划分为10个单元，分别是诞生、童年、青春、女性、爱情与婚姻、在路上、困顿、生活的艺术、人性深处、超越生死等主题。这种

分类方式既是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一次整合与提炼，也是对个体生命过程和遭遇做出的文学回应。参与这门课程的，是来自复旦

大学中文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等校的专业学者[8]，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内深耕有年，具有深厚的学养。

在本书的第二单元“童年”中，该团队将鲁迅的《社戏》《风筝》、沈从文的《从文自传》、萧红的《呼兰河传》、余华的《在

细雨中呼喊》、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等文本置于这一主题下。从文体来看，这些文本以小说为主，仅《从文自传》为传记；从创

作时间来看，前四部属于现代文学，后两部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这种选择与处理，本身就显示出文学史观的调整。这些作品的并置

使它们构成了一种对话关系，并以各个作者的个人化经验与感知共同参与了对"童年”的诉说与表达，从而丰富了我们对"童年”的

认识。在阅读这些内容时，我们自身的童年记忆与经验也相应地得到了召唤。著者在对这些作品进行解读时，注重从时代背景、文学

背景、作家创作经历、文本细读等多个方面展开，既浅显易懂，又不失深度。在摆脱了“论文体”的束缚后，这些解读文字具有阅读

的美感。

杨联芬和张洁宇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精读》也是对文学作品的一次整合，”本书打破文学史常规体例，以文本为中心，

注重个案分析，讲求原著阅读的精'与深'”[9。与陈著按照生命节点的历时性来安排内容不同，该著内容分为“人”的发现、

”家”的破碎、故乡之”乡”、反省"现代”、"思”与”诗”、性别之维、革命与历史、历史与创伤、先锋与寻根、“新诗”的创

造、当代诗歌：见证与愉悦等11编，每编由3~4章构成，共40章。其中，前9编以单个文本作为章节，后两编则以作家和年代来安排

章节。这主要是因为前9编以小说为主，后两编探讨的则是诗歌。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精读》中的“故乡之'乡'”这一板块，编者选择了师陀的《果园城记》、高晓声的《青天在上》、路

遥的《人生》、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4部文学作品进行解读。这4部作品分别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时期，是对特定环境下的乡村状况

的观照和书写，通过讲述文本中人物的生存境遇与情感，呈现个体与乡村、社会、时代等之间的复杂关联。这种处理方式，一方面凸

显了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的一体性特征，规避了政治运动或历史转折带来的言说困境，另一方面则把不同历史时期文学作品对乡村的

观照进行集中考察和探讨，既便于呈现乡村的社会变迁，也能够显示不同作家的写作风格，形成了文学史中的微型景观和由具体作品

支撑起来的文学专题史。在新的理解框架中，这些作品的意义获得了新的释放。通过对这些文本的解读，我们不仅获得了历史感，自

然也延伸到对现实的体认中。

2023年5月份，活字文化在bibi网站上推出的在线课程"北大贺桂梅教授的女性文学课”，则是在性别视野下对中国现当代文学

相关作品做出的集中梳理与阐发。课程从问题出发：女性文学的历史与现实、女性与自我：从自我出发理解世界、女性群像：共同体

意识与女性情谊、女性与性爱：亲密关系中的政治、女性与家庭：从内部改造人的"再生产”、女性与社会：书写”女性在场的历

史”等单元构成，按照由内向外、由个体到群体、由自我到历史的顺序依次展开，层层递进，推动了受众对性别文化与中国现当代文

学相关作品的双重认识与理解。

陈著、杨著和贺桂梅的女性文学课并非孤例。在此，之前，一些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教学的学者在现当代文学资源的整合方

面已经有所尝试。如华东师范大学的毛尖、朱康、罗萌等三位老师，曾联袂开设了通识教育课程“20世纪中国爱情文学”。这门课程

分别以鲁迅的《伤逝》、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老舍的《骆驼祥子》、张爱玲的《倾城之恋》、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杨沫

的《青春之歌》、白先勇的《孽子》、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王朔的《过把瘾就死》、王安忆的《长恨歌》等作品为讲述和探时对

象，意在通过对20世纪中国不同时期文学作品的解读，呈现20世纪中国社会爱情观念的发展与变迁。这虽然是一门通识课，而非专业

课程，但就课程主题的选择、课程资源的聚合、教学形式的尝试等多方面来看，它集中体现了文学课堂的开放性，展示了教师主体的

灵活性，同时还展现了文学教育的多重可能性。

这门课程至少在两个方面体现出它的积极性：一方面，以“爱情”为主题，贴近当代青年学生的情感需求和日常体验，是对大学

生群体普遍困惑的回应，有利于提高学生对课程的兴趣，”这些普遍性的问题，不需要严格的专业训练就可以理解。而这些问题直接

联系着社会现实和文化现象，通过对它们的分析研究，自然会增进年轻人对社会和人自身的理解，其实也是增进对自我的理解，而这

正是通识教学的根本目的”[10另一方面，这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资源的有效开发，是以文学作品观照当下情感生活与精神追求的有

益实践，生动体现了文学经典的当代性。通过这门课程的设置与教学安排，我们可以看到文学课堂在文学教育活动中显示出的灵活性

与开放性。

“文学是人学”，人文性是文学的内在特征，中国现当代文学同样共享着这一特质。“中国现当代文学”不仅是描述特定历史时期

文学状况的修饰状语，同时也以丰富多元的作家、作品、流派和风格彰显着这一时期文学的特质和意义。在一百来年的发展过程中，

中国现当代文学出现了众多各具风格的作家和主题多样的文学作品，记录了历史风，云的激荡，呈现了社会文化的变迁，书写了普通民

众情感形态的演变。这使得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具有丰富的教学资源，这正是上述这些著作与课程诞生的前提。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催促人的觉醒到钱谷融先生的名文《论"文学是人学”》在20世纪80年代的备受推崇，以”人”为中心一

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题中之义和光辉传统。从鲁迅的《狂人日记》开始，中国现当代文学诵现了众多优秀的作家、作品，对各个历

史时期的“人生”和对"人生”的各个阶段进行了审美观照与问题呈现，有助于读者从中探寻人生的意义，提升生命的境界，丰富对

生活的体认，强化对社会的感知。正如陈思和所说：”文学是人学，好的文学作品一定是表现人、人性、人的生命现象及其折射的人

生社会现象”。[13

这些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的欣赏类、解读类著作的出现，不仅有助于增进读者对具体文学篇目的感知，领悟文学作品的内涵与魅

力，还在于对读者阅读、欣赏、批评和研究文本等方面发挥了引导与示范作用，帮助提升了学习者的专业能力。

三、专业内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接受空间

相较于钱著、洪著等由于兼具文学史书写与文学教材的双重视野与功能，因而表现出较强的专业性特征而言，晚近出现的这些著

述则试图打破专业造成的壁垒，在新的技术支撑下寻求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新的呈现方式，从而扩展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传播与接

受空间，为更多读者提供了学习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契机和资源。

事实上，这些著作的产生，不完全是写作者的主动为之。陈国恩的《文学欣赏与批评》是在国家相关部门大力推行网络在线教学

的背景下出现的。与这本著作相配套的，是获得国家精品课程的同名在线课程。在这本书的章节后，都附有观看教学视频的二维码，

读者使用扫一扫功能，即可实现在线观看与学习。陈思和领衔的“中国文学课”是应有声读物平台喜马拉雅的邀请而问世的。对此，

陈思和不无谦虚地说，"这次音频课程的上线，是对我们教学与科研工作的一次检验”12。许子东教授有着多年的"触媒”经历，

曾经推出过“五四文坛旧事”"书生之见”“许子东讲现代文学课”“许子东细读张爱玲”等多个音视频课程。他的《重读20世纪中

国小说》，则脱胎于理想国旗下的文化品牌“看理想”推出的音频节目《20世纪中国小说》，在进行了文字上的修改与完善后出版成书。

通过这些著作问世的过程与背景，我们可以看到，它们的出现与新的媒介环境、文学教育环境形成了密切关联。新的媒介技术为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阐释与传播提供了新的载体与空间，有效推动了这一专业的社会化程度。

在传统印刷占主导地位的媒介环境中，一些出版社也推出了一些课堂教学实录，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推出的"三联讲坛”

丛书（其中包括钱理群的《与鲁迅相遇》《钱理群中学讲鲁迅》、洪子诚的《问题与方法》等），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名家通识讲座

书系”（其中有陈思和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等），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孙郁的《民国文学十五讲》，等等。这些著述的推

出，意在“促进校园与社会的互动，让课堂走出大学围墙，使普通读者也能感知并进而关注当代校园知识、思想与学术的进展动态和

前沿问题”[12]

出版者良好的初衷，自然应当得到肯定，而且也确实发挥了这样的功能。但另一方面，这些著作在问世前，本身就是面向专业学

习者进行的授课，授课空间与授课对象决定了它们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尽管用图书出版的形式把这些课堂教学推向了社会，但他们的

阅读受众仍然是有限的。相对于音视频而言，对纸媒的阅读不仅需要获得图书资源，还需要读者的专注力和投入时间，这就在客观上

造成了这些课堂实录的受众是有限的。

借助于手机这一私人媒介的发展，音视频日益成为人们获取信息和知识的主要渠道。相对于纸质阅读，对音视频节目的收听与观

看显然更便捷、更即时、更个性化。不过，由此也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此处不熬。可以说，新的媒介环境制造了新的读者，从而产

生了新的阅读需求。在这一媒介转换的背景下，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与解读走出校园、走向社会、走近读者的尝试获得了更大的空间

和更灵活的形式。

媒介的变革与发展影响了人们对阅读资源的获取，以及阅读方式的调整，而整个社会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也相应地拓展了人们的阅

读能力与阅读需求。因此，当国家教育部门适时推出在线课程，喜马拉雅、看理想等文化平台主动邀请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生产新

的课程，恰是顺势之举。这些课程的授课对象也从专业学习者延伸到了社会大众，拉近了读者与文学的距离，也就拉近了读者与审

美、思想、社会、时代等之间的距离。

在媒介变革的背景下，为什么中国现当代文学能够产生如此多样的课程资源呢？这其中，除了前文提到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内容丰富

外，还与文学及人生的关系有着密切关联。

在通识教育、人文教育、跨学科研究等观念日益成为高等教育改革的共识与方向后，文学获得了新的价值定位，"文学作为'专

业的魅力正日渐消退，而作为'修养的重要性却迅速提升”3]。这当然不是文学研究者的自我叫好或刻意拔高，而是与文学的

内在属性密切相关。

与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热”相比，文学在世俗化的年代日渐边缘化，但文学创作与文学阅读并未停滞。这是因为人们的情感生

活、精神生活都难以离开文学作品。阅读文学，是我们对平庸生活的抵抗。前一段时间，复旦大学著名教授骆玉明先生对鲁迅作品悲

凉风，格的体味、对古诗名句“不知江月待何人”的解读在网络上走红，生动说明了文学的情感性特征。凭着这份亘古不变的情感与

共，文学作品超越了时间、空间而令我们动容。

在大众传媒的视域中，尤其是以《百家讲坛》《中国诗词大会》等节目为代表，中国古代文学和传统文化受到了人们的关注、赞

赏和追捧。但与中国古代文学相比，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最大优势便是它的当下性。这份当下性，使之与我们遭遇的生命困惑、情感状

况、精神难题、伦理困境等体验更为切近，也便因此具有超越学科与专业限制的独特魅力。"中国现代文学之所以能产生重大影响、

成为'显学'，主要不是依赖新的文学符号表达体系，而是依赖新的艺术符号体系所承载、传递的与现代中国人休戚相关的现代性价

值，即合乎现代中国人生存发展需要的思想观念系统和体现生命自身的情感形态”[14纠正是因此，中国现当代文学虽屡屡遭遇文学性

的诘问，但它的在场性使之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和意义。也是因为与现代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以中国现当代文学为内容的音视频课程

每每问世，总会获得人们的关注。作为读者，我们期待从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和解读中获得关于人生的启示，使我们惶惑不安的心灵从

中得到些许慰藉。

自新文学作家鲁迅等人开始，“为人生”已然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文学与人生互相嵌入，彼此照亮，互相赋予意义，

"我以为文学只有在它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时才是美好的和健康的，也才有意义。应该是人生带动艺术，而不是艺术带动人

生”15)。因此，当专业外的普通读者阅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时，他们的人生经验与文学文本或可相互激荡。

结语

无论是基于对以往文学史教学的反思，还是新的媒介环境带来的新需求，上述这些以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为中心的著述和课程的

出现，都释放了新的学术信号：尊重文学作品在文学史教学和研究中的基础性地位，文本细读应当成为文学教育的重心。另一方面，

这些著述和课程的发生，充分体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人文性、丰富性与开放性。以文学文本为基点的教学和著述，有助于提升读者

(含专业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拓展中国现当代文学传播与接受的空间。

在一百多年的航程中，中国现当代文学诵现了众多别具风格、体裁多样的作家与作品，形成了诸多饶有意味的文学现象和文学话

题。在媒介技术变革带来的新语境中，对作为人文资源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进行重构，突出作家、作品的中心位置，不仅是对文学教育

做出的反思与改进，也是对人文教育展开的探索与尝试，还是沟通文学与人生关联的具体实践。值得期待的是，这些著述和课程的诞

生仅仅是一个开始，更多的类似著述和课程或将陆续产生，丰富我们对文学史图景与文学课程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