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唐德宗李适贞元九年(793)中进士，贞观十一年(795)做太子的老师，由此步入仕。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刘禹锡先

后被贬作四州刺史，仕途并不顺利。仕途上的屡屡失意，人生之路的高低起伏，使诗人在贬谪的岁月里难免抑郁苦闷，怨愤消沉，但

诗人仍怀有一颗关怀世事之心，关心民生疾苦，体察民情风俗，虽历经贬谪，失去了施展政治抱负的良机，但也因此获得了别样的收

获。在一路贬谪的经历中，诗人从民歌中学习并加以改造，创作出一系列备受关注的诗歌。

一、刘禹锡诗歌民歌化的表现

刘禹锡的诗歌民歌化的作品中大部分展现的是百姓日常生活中那些常见、可观可感的事物，长于记录地方人民的庆祝节日、劳

作、习惯习俗等。同时也夹杂着诗人对贬谪际遇的情感抒发。

(一)民间生活场景的书写

诗人每到一处都乐于用诗句表现那些充满独特风情和新鲜感的地域场面，将当地的自然风光及其特有的生活气息融入诗歌创作

中，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其诗作云：“长堤缭绕水徘徊，酒舍旗亭次第开。日晚出帘招估客，轲哦大骗落帆来。”(《堤上行》)此诗创作于诗人从夔州

刺史调任和州途中，诗作描绘晚间江边酒楼招客，客商停船上岸入酒肆的情形，展现了沅江边的生活场景。唐代经济发展繁荣，长江

流域缘于商品货物往来的需要，往往集聚众多商旅之客，酒馆饮酒、听曲娱乐等活动营造出歌舞升平，灯火阑珊的夜晚，之景，展现了

长堤繁荣兴旺的场面。夔州地处长江三峡中心地带，长江沿岸水路繁荣，往来文人墨客难免被热闹场面吸引，遂诗意畅达提笔成句。

张九龄曾写“万井缘津渚，千艘咽渡头”之句；杜甫在有云：“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长年三老长歌里，白昼滩钱高浪

中。”可见之繁华。

与此相似，刘禹锡热衷于展现各地生活场景的还有朗州时期的诗作：“荡舟游女满中央，采菱不顾马上郎。争多逐胜纷相向，时

转兰桡破轻浪。”在朗州任职期间，诗人于白马湖畔观赏到当地采芰菱的场面，于是描墓采菱女采菱时的举止言谈，展现了一幅轻快

明净的少女采菱图，诗中灵动活泼的气息扑面而来，生活场景鲜活，带有浓有郁的地方特色。

不仅如此，诗人还在此诗序中写道：“武陵俗嗜芰菱，古有《采菱曲》，罕传其词，故赋之以俟采诗者。”武陵是现今的湖南省

常德市，采菱作为当地的传统活动，流传至今，现仍有采苓城遗址。清光绪桃源县志载：“古采菱城，在县东十五里，楚平王筑。”

在描绘日常生活过程中，诗人也关注各地的民俗风韵，并点染在诗篇之中。刘禹锡在贬为朗州司马之后，南中地区流行的巫风和

独特的淫祀习俗引起了他的关注，有“淫祀多青鬼，居人少白头”的描写。朗州位于现今湖南省常德市，按区域划分属古代楚国，祭

祀以及巫术活动则是楚文化中极其突出的部分，”信巫鬼重淫祀”的特点成就了楚国浓郁的巫学传统，并且楚人将进行巫术祭祀活动

当成对周王朝的历史使命，肩负责任与义务的属性。张正明在其著作中曾指出，对周天子应尽的职责可以列为三种：分别是守燎祭

天、苞茅酿酒以及用贡品消灾，所以"能绎这位国君实为酋长兼大巫”[2]。可见巫术祭祀在当时之地位尊崇，被认为是神圣合理的活

动。汉书中载："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获福助，却秦师。”[]这种淫祀之风气，影响了社会的正常发展，《白虎通义·五祀

篇》云："非所当祭而祭之，名日淫祀，淫祀无福。”[4虽然后世历代统治者都进行过禁淫祀之活动，但屡禁不止。

此外，他创作的《竞渡曲》《踏潮歌》和《舍田行》等作品，则侧重于表现当地引人注目的风土人情、自然景观及民众生活。这

些作品不仅展现了地域文化的独特风貌，还反映了他对地方风俗的深刻观察和理解，成为后人领略当时楚地文化景观的宝贵史料。

(二)诗歌中的贬谪心境与情感宣泄

贬谪作为我国古代对官吏的惩罚制度，对被之人的人格精神和文学创作都有着深重的影响，这种对个人价值的否定很容易摧毁当

事人的心理防线，让人变得堕落、消迷，但刘禹锡却并未如此，“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诗人在整个贬谪周期内逐渐

理性平静，只是在关怀和适应现实的过程中，对自己坎坷飘零的政治生涯和人生际遇无法忘记，每次忆起都感慨万分。

刘禹锡《采菱行》中写道：”一曲南音此地闻，长安北望三千里”，美好的画面往往能激起人心底的情感，常见于观者无意识地

比对自身，从而发出感叹。贬滴意味着远离政治权利中心，远离已经默认的生活环境、情感圈层，甚至是对人生存方式以及生活形态

的彻底重构，所以诗人无论触及任何事物时，都不自觉地与自身联系起来，人生际遇所产生的颠覆性改变使得诗人的关注视角下意识

地转向自我，所以每当观赏到美好的场面，诗人惯用失意之词收尾，映衬出难以消解的郁结心绪。如《捣衣曲》中的“征人如转

蓬”，虽写行役远征之艰辛，其中不无对自己远徙蛮荒的慨叹，亦是对自身前途好似蓬草飘尘的心象流露。

刘禹锡有诗云：“楚水巴山江雨多，巴人能唱本乡歌。今朝北客思归去，回入纥那披绿罗。”纥那是诗人家乡的乡歌，诗人幻想

着身披绿色绮罗，伴随着故乡的歌声一同起舞。在描写地方风俗和经典的生活场面时，诗人不由得结合自身，使诗歌充斥着怀乡的忧

思。

刘禹锡尝试从当地民歌中吸收素材，并将民俗转化为一种新的情势，创作出有别于文人文学的民歌体诗歌，这与屈原作《九歌》

的手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对后世影响颜深，显示了文学创作中雅俗互补的重要意义。

二、刘禹锡民歌化诗歌的艺术手法

作为中唐时期向民歌学习成就最高的诗人之一，刘禹锡不仅在体裁上模仿民歌，同时也吸收了民歌的创作技巧，将其灵活运用于

自己的诗歌创作中。比如谐音双关在诗中的和谐呈现，以及借代对仗手法的精妙穿插，都增强了诗歌的艺术性。

档音双关作为古代民歌中重要的修辞技法，在汉魏六朝时期就已广泛运用了。《子夜四时歌》中“昼夜理机丝，知欲早成匹”

通过”机丝”与“饥思”或”急思”的谐音双关，巧妙地传达了女主人公深切的相思之情。而“匹”字不仅在字面上指织布的布匹，

还蕴含了她急于与爱人结为一体的隐喻。刘禹锡受到这种谐音有所指的表现手法影响，如《竹枝词》其一中“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

无晴却有睛”，“晴”字的一语双关表面写眼前的景象，实际巧射时下人物的思想感情。从语言学角度来说，谐音就是对同音现象的

积极利用和开发，可以增加语言的艺术情趣，构成幽默风趣的表达效果。谐音双关之手法最早可以溯源至《诗经》时代，后经常被使

用，这种手法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诗词的表达空间，提升了其表达效果，往往呈现出不同的诗意之美。

除此比之外，古代民歌中俯拾背是的借代之手法，在刘禹锡的笔下也有着灵巧运用，如"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银钏

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通过细腻的笔触，展现当地独具地域特色的风土人情画，"层层”二字呈现桃李花的繁蓝和错落

感，呈现出山地气候的特有景观。

后两句作者则巧妙地运用了借代的手法来形容劳动之人。银钏指妇女手上戴的银制的手镯，金钗则是指插在妇女发间的金制饰

物，长刀和笠帽则指代劳作的男人们。这里以人的惯用装扮来指代人，强调事物的主要特征或属性。白居易的《大理寺桃花》“人间

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用花的香味来指代花，与其有异曲同工之妙。正所谓”心生文辞，运载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

对”[5]。借代也可以理解为作者以其敏锐的观察力发现事物间的共性或联系，从而艺术化地实现语言上的换名，在历代诗词中被广泛

运用。从修辞角度看，《竹枝词》其九中的后两句不仅在句式结构上形成对仗，句中“银钏金钗”“长刀短笠”也相呼映衬，体现了

诗文的形式与美感。

三、刘禹锡诗歌民歌化创作倾向的成因探究

(一)传统民歌的继承与创新

自乐府诗诞生以来，乐府采集一些民间的音乐进行整理和改编，是古代民歌的汇集，其所收集的民歌主要通过传唱来流传的特

点，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乐府诗歌的发展，另外，在传唱过程中语句具有随意性，传唱人依据当下情景即兴改编，又或者遗忘了原来

的版本，这成为乐府诗难以长远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很多乐府诗歌后期只剩下题目而内容早已失传，这也导致了后世诗人的填词

热，后人依乐府旧题写时事的也不在少数，且他们方法各异。可见，传统民歌的发展不充分也为后世文学留有一定的创作空间。

刘禹锡创作的民歌体诗歌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传统民歌的继承和优化。其曾为有名无词之诗填词创作，《采菱行》序云："武陵俗

嗜芰菱，岁秋矣，有女郎盛游于马湖，薄言采之，归矣御客。古有采菱曲，罕传其词，故赋诗以俟采诗者。”可见描写采菱场面之诗

早已存在，只是在流传期间丢失了。

(二)对现世民生的关注与社会责任意识

刘禹锡晚年被分任闲职，远离政治中心，且屡遭陷害后看清人心险恶，但其选择在认清生活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虽也曾感叹

"朱颜辞镜花辞树”，嗟叹老境的凄凉与无奈，但他依旧保特着“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的自信乐观。在刘禹锡任苏州

刺史期间，当地水患严重，百姓深受其害，为此刘禹锡多次上书，兴利除弊，作有《苏州上后谢宰相状》向上级反映灾情替百姓发

声，而后又有《苏州谢赈赐表》等上书朝廷，为民清命，彰显出他对百姓的深切关注。

刘禹锡为官如此，在生活中亦是如此。贞观十六年，刘禹锡在准南节度使杜佑幕中，江准一代纯朴真实的民风以及明媚动人的景

象影响了他的创作，所作诗歌更侧重于谈论生活。如《准阴行五首》细致地展示了当地风俗，演唱了船家女眷恋心上人的动人情歌：

其在《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讽刺了当朝官僚，触怒当权者，不幸又被贬至连州，在此期问，他和当地老百姓相

处融洽相交甚好，作“莫徭自生长，名字无符籍。市易杂鲛人，婚姻通木客”描绘了瑶族人民的生活习俗、婚姻制度和生产情况，展

现了当地少数民族坚韧不拔的精神风貌。此外，“世为儒而仕”这种年幼时期的儒家思想也时时伴随着他，成为时时激励着他关怀时

事以及百姓生活的信条。

(三)地域文化的熏陶

文学在生成过程中，会经历多种演变的方向与方式，但无论其发展路径如何，都难以脱离自然环境中所蕴含的关键要素。这些要

素不仅影响了文化艺术的发展目标和方向，甚至可能导致其原本方向的偏离。在整个过程中，自然环境因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

此，夔州的山水风光与人文底蕴，宛如“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成为刘禹锡文学创作的重要滋养。

以夔州为例，相传刘禹锡到达夔州后迅速融入当地百姓的生活，常与集镇上的青年男女一起吹笛击鼓，唱着《竹枝词》并翩翩起

舞。这种欢快的场景，比他在朗州乘船游洞庭时听到青年摇桨唱竹枝歌的描写，更加生动逼真。尽管《竹枝词》并非由刘禹锡首创，

但他的创作能够在众多同类作品中脱颖而出并广泛流传，得益于他生动描绘了民风民俗的图景。

朗州十年刘禹锡也曾有类似的创作描写，元和年间他初抵朗州时作《武陵书怀五十韵》，记叙皆是刘禹锡根据方志所记载以及

他实地考察所得，诗中大量篇幅记叙武陵的风俗、地理环境等，如“高岸朝霞合，惊湍激箭奔”和“照山畲火动，踏月俚歌喧”等诗

句，展现出不一样的自然风光与日常景象。方命在《刘梦得的士风乐府与竹枝》中认为：“刘梦得在朗州带居最久，他的乐府诗篇

也以写武陵民俗的最多。”可见自然地理条件潜移默化地在人身上印下地方文化的烙印。

刘禹锡谪宦多年，以外域者的审美视角感知风物，并且随着诗人审美理想的不断升华，通过此类民歌体诗歌表现出来的与众不同

的独特见识，和渗透在诗歌意境中的崇高美学理想，也可以说是对其多年贬谪之路的精神慰藉，由此可以看出刘禹锡民歌体的诗作是

其在地理空间转换的催生下，向民歌学习并糅合生活感悟而成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