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无意识》是詹姆逊最具代表性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著作，他认为阐释文本需要经历诸多繁杂的层次和阶段。这些复杂

的过程隐匿在文本的文字叙述中，只有读者或批评家去破解其意识形态素的裂痕，才能对这些隐喻的符码进行解码。在真正意义上构

建起"政治无意识”的文本阐释理论之前，詹姆逊就在《语言的牢笼》和《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两本著述中捕垫了理论构建的谱系。

从前书驳斥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语言模式分析开始，他重新探索了一种文本意义阐释的方法，突破元语言和结构主义的外部极限：

同时又在后书引入辩证批评的方法，以一种全新的辩证法审视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对阿多诺、本雅明、布洛赫、卢卡奇以

及萨特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了全新的拆解、辩护和更新。继而，他才在《政治无意识》中以大量文本和文类进行理论的诠释与解

读，最后于《侵略的寓言》一书中正式提出，并引入精神分析视域补充完善该理论。至此，政治无意识理论才渐渐形成。

詹姆逊的文本阐释理论，既不像传统东方马克思主义只看重意识形态的认识作用，也不像西方马克思主义只强调意识形态的遮蔽

功能。他专注于从文本中解码历史的痕迹，分析出历史主体压抑的“力比多”欲望，再通过解读文本将这些“乌托邦”的冲动和欲望

释放出来，从而实现历史与文本的互通有无，完成意识形态的批评分析。故而，本文将着重从詹姆逊的意识形态分析法入手，以“政

治无意识”理论为考察中心，梳理该理论的构建过程，在”一切阅读和一切解释的绝对视域”中辩证审慎地分析和判断，力图揭示其

艺术审美无意识理论的思想意涵，并作出相应的反思和新解。

一、政治无意识理论渊源：从结构主义语言到总体性文学

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理论是基于他对文学与现实关系认识的结构投射生发出来的。不同于同时代的英美实证主义、经验主义和政

治自由主义的理论传统，詹姆逊选择了在美国学界鲜有人关心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的立场，以文学批评的视角重新反思艺术作品与

现实社会的关联性。他在论述中告别一种有限的艺术作品的现实反映论，从而走向一种更加丰富、更加多元的历史辩证分析理论，即

政治无意识理论。在这个封闭的文学世界里，詹姆逊以一种超越海德格尔式存在哲学的邹阿多诺之目光，打破文艺作品与现实强硬界限

的壁垒，分解其中的社会政治幻象，重新构建一种真实的而非虚拟的认识此在世界的方法论。

首先是在《语言的牢笼》中，詹姆逊从索绪尔对于语言学的研究创新开始谈起。他认为索绪尔的创新在于区分了语言的历时性和

共时性，并且坚持语言是一个系统性的整体，所运行的实践模式是一个系统顺时相继的模式。这种对于时间性进行重新调整的语言思

路实则是存在主义眼光塑造出来的一种观点，即索绪尔相信，“语言永远是此时此刻的存在，每一时刻都蕴含着产生意义的一切可

能”[们4。语言的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区分正是基于它们各自的本体论基础的巨大差异，前者奠基于本族语使用者即时的切身经验之中，

而后者则是“基于一种智力产物，是一个超越时间的局外人，因而也是一个用纯粹是想出来的连续性代替实际的连续性的人对一个又

一个的即时进行比较的结果”[]4。这正是索绪尔语言学理论提出的反历史主义原则，基于对这种历史可能提供的语言模式的不满，他

提出了对共时与历时的区分，更进一步提出了一个前后牵制的完整系统。

索绪尔对语言内部结构的更新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当时的反实证主义的思想之一，他从实体论的思路转向了关系论的思路，这正是

辩证思想融入他的理论的开始。詹姆逊指出，索绪尔看到了在共时和历时区分基础上语言和言语之间的对立，这一对立恰恰是辩证

的，因为它指出了语言作为潜在力的整体，言语作为潜在力的部分，两者之间互相牵制、互相依存的力量。故而，语言和言语的辩证

结构关系为我们厘清了两者纯粹的包含或对立关系，驳斥了新语法学派的实证主义模式，而是纳入现象学的方法，将言语(speech)的

具体结构理解为一种"话语回路(circuit discourse)”,理解为两个说话者之间的关系。这也就是说，“语言与其说是说话的能力，还

不如说是听懂言语的能力”[]20。其后，语言符号也被索绪尔以一对新概念"能指”和"所指”替代，符号或意义单位之间的联系则

以串联关系和并联关系为主，一个全新庞大的语言系统也就此建立起来。而詹姆逊所要采用的是整个系统自身的统一性，以及它作为

其他思维方式的模式抑或处比喻的启示。

承继索绪尔的语言模式，形式主义理论转向文学语言研究的内在性，以分离出事物的内在因素的眼光将文学自身与其他学科区别

开来，这一区别性要素被雅各布森称之为"文学性(literaturnost)”，一个完全有资格独立存在的完整的语言体系。形式主义的体系已

经包含了一种有限的辩证性眼光，因为它是在原先对具体内容无知的前提下，根据经验进行美学判断的，然而这还是不充分的，它还

缺少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外比较论证。詹姆逊敏锐地发现，形式主义的语言研究思路需要放到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哲学的背景中去理解。在

对后两者的研究中，认识论是一种存在的模式，存在主义倾向于将它们揭示为具体体验的感情与情感，而现象学则倾向于将意识模式

联合为存在和知觉这一更大的统一体。而形式主义中的“陌生化”正是将艺术理解为一种恢复有意识的体验的方法，将纯文学系统与

其他学科的语言使用形式区别开来；同时更新感知，以全新的感官观察这个世界，进而建立一种新的文学观，“将历史视为一系列的

突变，即与过去的一系列断裂，其中每一种新的文学现实都被看成是与上一代占主导地位的艺术准则的决裂”[们43。但是，形式主义

通过对共时状态转到共同状态的变化分析所体现出的历时返归是否真有其成效，詹姆逊仍然是充满质疑的。

或浒在一方面，形式主义中形而上的看法与社会批评这两种形式还存在一些可相容的部分，譬如在萨特的小说《恶心》中对资本

主义社会的批判，但它终究还是囿于人类生活的荒诞性这一形而上殊途中不可复归。詹姆逊一针见血地指出，形式主义正是因为在对

事物或行动的感知上都含有一种时间上的延宕，所以诸如“陌生化”这个概念会在共时方面存在一些固有的局限。在形式与内容界限

模湖的同时，内容中的陌生化向形式中的陌生化“暖昧”地滑动，这正是什克洛夫斯基理论中的一种模糊。究其根源，正是因为形式

主义理论将模仿论和感情根源说进行了悬置，并且忽视了这些尝试经验有可能会发挥的日常作用和力量，还将这些产生的效果称为视

觉幻象。在这里，形式主义似乎已经彻底突破辩证的界限，但詹姆逊却发现了一种可能逃离语言牢笼的新模式，即蒂亚尼诺夫对技法

及其目的概念的摒弃，只研究主要构造原则。这种新模式将艺术感知视为对规范的偏离，将该时期的审美范式拉入作品研究的范畴之

中，与纯形式形成一种反叛的决裂。于是，我们又来到了文学社会学的领域，文学体系的独立性摇摇欲坠，即使再次活跃文学原始的

材料，还是不能改变这个相对的共时状态，历史始终没有纳入时间的运作范畴，时间变成了一种无历史的机械性重复。

B

B

为了从文本的语言学研究中出走，詹姆逊引入了辩证批评的视角，企图建构一种将叙事文本、意识形态以及历史情景参差交互起

来的文学批评方式，亦即文学的社会学。所以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一书中，詹姆逊以阿多诺、卢卡奇，还有萨特的理论为主要建

构来源，认为自己正在为一种文学批评做准备。在文学批评的社会学中，文化与基础结构之间相互纠缠的关系是理论的关键，这也是

政治无意识理论建立的根基。“在文学批评领域内，社会学方法必然把个别艺术作品同某种更大的社会现实状态并列起来。这种社会

现实状态，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被视为对艺术作品的源泉或本体论的根据，被视为它的格式塔场，而作品本身则就认为是对这种形

态的一种反映或一种征象，一种典型表现或一种简单的副产品，一种进入意识或想象或象征性的解决。”2]2

阿多诺将自己的哲学体系和对音乐风格的论述放入马克思主义的"”上层建筑”的范畴内讨论，”上层建筑”本身已经包含了辩证

的可能性。它于自身内部包含着对立性，"并通过自身的建构，把同社会经济基础或者基础结构的关系问题，当成它作为一种思想的

完整性的先决条件”[2]2。而他采取的具体辩证论述则是通过文体学或修辞学中的转义，以新的历史辩证意识打碎陈旧的思维分析惯

例，在物质领域和精神领域间用这种历史形式建立一种调和，使原本只能以孤立原子式方式理解的文化向历史背景敬开来。在对现代

音乐的哲学论述中，阿多诺将西方音乐放入西方文化的历史和发展中，指出表现主义音乐是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投射，故而这种无调

性的音乐犹如现代性的破碎片段一样，是一种相对于整体的部分存在。然而勋伯格的”体系化”的音乐在阿多诺看来是对表现主义音

乐问题的尝试解决，希望建构一种极其困难的总体化，最终却变成一种强制性的束缚而非解放。现代艺术作品的微观世界以一种精微

的方式模拟着历史现实的内在结构，任随历史拥有的强大力量迫使艺术反映它所不认同的东西。

这种主客体分裂的困境正是阿多诺想要打破的，于是他引进了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的主客体相适应的同一性论述来克服分

裂，呈现出一种“我和非我、精神和物质、自我和世界相协调的可能性原则”[2]35。对抗主客体分裂的重要方式就是以辩证思维做

解，"辩证思维是思维的二次乘方，是对思维自身的思维”[2]35，其结构本身就蕴含着深刻的比较性，黑格尔正是在这种比较的辩证

思维中将总体性建构出来。黑格尔的总体性幻象或许不能被后人完全再现性地建立，但是这样一种总体性哲学确实是对我们和我们生

活于其中的该历史阶段的判断。黑格尔哲学中长期存在着一种整体辩证组织和个别阶段之间的张力，前者以绝对精神为这一过程的最

终结果，营造出绝对精神的视力幻觉，后者则是辩证的步骤。所以在后现代的今天，当整体不仅不再可见，甚至不可设想的时候，我

们要怎样去分析这样一种现象学眼光的碎片世界？辩证思想家会给出历史连续性和总体性的解决思路，现代社会作为碎片仍然共享历史

境况本身，即当下所经历的历史阶段，而艺术的语言则形成了重大的告戒性幻觉。詹姆逊以赞赏的眼光同意了阿多诺思想的黑格尔体

系，而对其晚年否定辩证法的思想进行了选择性的剔除。

进入文学考察的领域，詹姆逊对卢卡奇的总体性思想做了辩证性的借鉴，祛除了其过分关注典型人物对应阶级象征的庸俗马克思

主义面向，专注于他总体性文学批评的精华一面。例如，现代艺术与我们日益抽象破碎的心灵生活一样是抽象的，我们可以作为一个

纯粹的人从个人经验的角度感受这一切，同时我们会发现现代艺术作品的悖论性面向，“这种作品可以使生活和经验被视为一个总

体：它的所有的事件，所有的部分事实和要素，都作为一个总体的过程的部分而得到直接把握，尽管这一基本的社会过程，仍然可以

从形而上学的角度予以理解”[2]147。卢卡奇的《小说理论》正是对这样一种总体艺术观的具体分析评判，他并不认同黑格尔"视艺术

的完成为哲学”的观点，而是将叙事看作是绝对的形式可能性。现代小说正是在现代时期以叙事形式获得类似于史诗叙事的宏大整体

性品格的一种可能。它成为了现代社会割裂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和本质之间的黏合剂，在某种意义上是文学总体性呈现的最佳选择，

是古老史诗的当下替代。在卢卡奇看来，小说结构虽然是不确定的，却是一种在发展的各个阶段对现实进行再创造的混杂形式，是一

个重新塑造现实的过程，譬如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中以人物的总和象征社会的总和，从而形成真正的总体。

与卢卡奇不同，萨特则提出了存在主义视角的总体性，也深为詹姆逊所赞赏和运用。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暴露了一种对于

关系之间的本质性的纯朴看法，即一般思想和具体政治思想与我们整个存在的关系，还有这背后所呈现的总体人类现实的关系。马克

思主义对于社会的剖析以及萨特存在主义对于社会和个人的关怀是可以同时存在的，甚至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对于存在主义的知识分子

们有着一种远距离的无法抵抗的诱惑力。在采用历史唯物主义判断历史，以存在主义研究现实时，萨特的总体化思想孕育而出。这两

种理论都是对现实问题解决的方法探索，尽管它们分别从外部理解客观历史和从内部理解主观个人经验，但它们共享同一种理论回

路，可以用类似的术语体系表述出来。譬如萨特在个人层面发现了社会历史的重要象征含义，对于儿童来说，家庭正是他/她接触社会

归属和阶级价值的核心场地，展现了那些本质上是阶级冲突的东西是如何投射到个体生存的心理层面的。萨特的“总体化”观点在

《存在与虚无》中又以"规划(the project)”呈现出来，规划在走向明确目的的终点途中，会经历复杂浑浊的大团客体，在此中进行

综合和南辩证统一，从而实现总体化。

詹姆逊从语言的牢笼中走出，转向了一种具有总体性视角的辩证性眼光，并以此开创了一种“政治无意识”的文学批评方法，对

于文学文本的现实向度与政治历史的关联性做了细致的考察。这也是我们在《政治无意识》和《现实主义的二律背反》中看到的具体

文学批评实践。

二、政治无意识：作为文本阐释法的意识形态批评实践

詹姆逊对文本的关怀是热切的，他将文学文本理解为呈现历史的社会潜文本，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反映论式的中介。在汲取阿尔都

塞的表现性因果律的基础上，詹姆逊提出“政治无意识”这样一种无形的存在，目的正是在客体内部重新找到它的位置，企图唤醒那

些回避和无视它的理论立场。社会与文本之间的关系不是阿尔都塞所批判的同构(homology),而是一种复杂的、暗流涌动的、参差交

互的缠绕性关联。这也正是在《政治无意识》中詹姆逊要揭示的终极主题之一，即“永远历史化”，从根本上将各种阐释体系的精神

活动历史化。

在第一个层次上，辩证的历史考察局限于一个狭隘的政治或历史领域的狭小限域内，把文本当作研究客体，把个别作品当作社会

的象征性行为。例如在文类批评中，詹姆逊对不同文类进行了辩证思维的历史考察，重新辩证地思考了"文本表示什么意义”和“文

本如何运作”这两种解释方法，使历史性被纳入两者之思辨。文类批评包含着一种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特殊联系，文类本身是文学的机

制，而具体功能钡侧是说明一种特殊文化制品的适当运用。这里我们以弗莱的传奇理论为例进行论述。

詹姆逊一开始就质疑了弗莱关于传奇讨论的设定前提，即一种道德意识形态的建构。这种笼统地对应善恶分类的故事分析法令人

质疑其与当时代的历史性的联结，因为这种善恶观念的投射正是一个社会总体呈现出来的倾向以及内在结构无意识的暴露。于弗莱而

言，传奇包含着一个可以改变普通现实的过程，尽管不具有代替现实的功能，但它却是现实当中无法实现的力比多欲望释放的出口，

在对自身的渴望中获得缓解焦虑的满足感。对改变现实的强调暗含着弗莱的一种推论，即人间乐园是普通生活的升华，而"非人间力

量”的运作对峙则是自然仪式破坏的结果。在詹姆逊看来，弗莱将传奇的"世界”等同于自然的做法无疑掩盖了世界作为人类客体运

转的内在原理，故而他以现象学中“世界”的概念阐释传奇世界的客体运转：“对现象学来说，世界这一术语指的是最终的框架

或'格式塔'”(Gestalt),是总的组织范畴或最终的视域，从中经验的、内在世界的客体和现象得到悟解并出现内在世界的经验；但在

那种情况下，'世界'在其现象学的意义上不可能单凭本身正常地成为一个观察的客体。”[]10所以，詹姆逊认为弗莱的这种做法并

不完全错误，只是容易令人误解传奇世界与自然意象之间的关系，这种“自然”仅仅是一种“自然的”现象，而不是一种奇特化了的

社会和历史现象。

由此，詹姆逊将意识形态的反思性解读全盘托出，指出弗莱所设置的善恶二元对立轴心背后的关于正常和异常、中心和边缘之间

对立的深层的阶级、性别等意识形态因素是如何被简单化为自然冲突，以及忽略了道德本身就是思想的载体，是权力和控制结构的具

体证明。此外，詹姆逊的思想呈现了一种对当代政治问题的深层关注，在文学作品中看见了文化问题的层面。他不再仅仅通过形式主

义局限于语言文字表述的研究，而是进入到文化研究的面向，把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企图掩盖他性和差异的精致手段彻底剖白。正如

他在《政治无意识》中所总结的那样，“对文类的形式探讨必须坚持，直到通过从根本的历史化使所说的本质'、精神'、世

界观'被揭示为一种意识形态素，也就是说，一种历史地决定的观念综合体或对立的社会阶级的集体话语因素的综合体，这种综合体

能够以各种形式表现自己，可能以一种'价值体系'或哲学概念'的形式，也可能以一种主叙述、一种个人或集体叙述幻想的形

式”[3]104

到了第二个层次，以前被视为个别文本的东西现在被解释为本质上集体的或阶级话语中的“言论”(utterances)。詹姆逊认为，历

史只有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我们，对文学文本的重写，则是一种对先在的历史或意识形态的潜文本(subtext)进行重写或重构，于是

投入了社会的视域。

例如，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小说中的主体明显是一个策略问题，在小说过程的双重面（即读者在阅读小说时接受心理发生的双向变

化)均是如此。尤其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来看，人类的意识及其心理机制并非永恒不变，而是根据历史和空间的推移转变发生变

化和发展的。所以，无论是读者对叙事作品的接受，还是叙事作品对现实世界的再现，都要纳入历史化视野。此处的“主体”是詹姆

逊对拉康主体性分析的借鉴，他为这种“中心主体”提出了辩护，认为在目前的语境中，真正有价值的是关注"中心主体”是如何在

社会历史中建构出来的，又是如何被确认为乌托邦幻想的具体构成的，从而在小说中成为作家幻想的景象时，它与真正的历史发展又

是如何联系和缠绕的。当个人经验、个人意识成为小说书写的中心活动时，会产生一种制度的意识形态作用，并且受到历史性的影响

和其他机制的牵制，这正是詹姆逊研究主体历史化问题的切入点。

在巴尔扎克具体的叙事构成中，詹姆逊关注的是"力比多”的注入和作者自身心愿的想象性满足。例如，在分析巴尔扎克的小说

《老姑娘》时，詹姆逊发现关于高尔芒家资产阶级雅致温馨的环境描写非常动人，“呈现出一片娴静善良、简洁朴实、谦恭亲切的景

象”，”一切都散发出古老的、不可改变的乡下气息”。而背后的原因侧是高尔芒家的住所及其未出嫁的女继承人是一个典型的欲望

客体，但是除非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来审视它的历史独特性，否则我们无法解读出巴尔扎克运用的换喻和含蓄语言所投射

的价值体系。巴尔扎克这种客体的历史独创性不仅针对古典叙事方式，也针对人们自身所处时代的心理和解释习惯，人们期待一种与

自身的价值观念能产生“认同感”的欲望客体，它必须承载着所有人在这个时代最渴望的生活品质，只有这样才能持续响应我们的心

愿，如同布洛赫重新阐释的“乌托邦”一般。

小说后期中的高尔芒小姐的各种追求者们，从诗人到身无分文的贵族，再到资产阶级的革命党人，这些人物的社会和历史隐喻还

不待读者使用卢卡奇的典型化理论进行分析理解，巴尔扎克本人就在小说中明确强调了这点。自由派杜，布斯基埃(Du Bousquie)是充

满精力，但粗鲁、动作滞慢、活语短硬的骑士，他表面上令人畏惧，实际上"却像暴动一样软弱无力，完全可以说代表着共和国”3]1

54,甚至还患有阳痿；而另一个法鲁瓦骑士，温文尔雅，彬彬有礼，风，度翩翩，有着高雅趣味，是个“地道的老式宫廷贵族的形

象”。从巴尔扎克在小说中赋予杜布斯基埃阳痿的性秘密寓言隐喻来看，我们会发现这种“秘密”无疑是以一种原始而有效的方式强

调了他本人对这些理想和传统的看法，更可以从骑士的“秘密”是一种未曾预料到的潜力（一种可以勇敢冒险的真正贵族的能力）中解读

出历史寓言隐喻的符码。这是作者在时代和家庭境遇中作为历史个人的"生活”征象和痕迹，所以他的家庭境遇也就成为一种幻想的

主要叙事。这正是詹姆逊在这部著作中多次提到的"政治无意识”，是一种与白日梦和愿望满足区别开来的"幻觉”(fantasm)。巴尔

扎克在扭曲的家庭环境中对父亲经济神话的依赖，导向了他对君主主义和土地保守主义的那种成熟的、意识形态的幻想，这种矛盾的

个人境遇既是个人的、家庭的或“精神分析的”，同时也是社会的。

在第三个层次中，个别文本严然已成为一种言语，或者说是一个更大体系的个别表达，实质上成为阶级之间意识形态论辩和策略

的象征性举措。更大的阶级话语要围绕极小的“意识形态素”基本单位来组织，使得意识形态素呈现抽象信仰以及表达对立各阶级

“集体性格”的双重特性结构得以完美实现。所以，詹姆逊对吉新小说的研究将会注重其集体无意识的层面。意识形态不仅意味着个

别主体的"力比多”投入，同时也必然是集体性的叙事。

吉新早期的作品《冥界》正是如此，这部小说是狄更斯范式的伤感和戏剧叙事的结合，这两种相反相成的叙事策略是当时的中产

阶级对底层民众软硬兼施的思想教化，有其意识形态作用。这两种意识形态素作为权力的微观层面导向了对社会底层人民的思维规

训，让他们满足于自己的一隅之地而不再渴望向上。但詹姆逊指出，不能因此就将《冥界》归为无产阶级小说，因为它的概念和组

织不是社会阶级的框架，而是19世纪对于穷人和富人的区分和隔离的意识形态，其中夹杂着吉新对于“人民”群体的归类、迷恋甚至

厌恶。在作者笔下，那些狄更斯式的城市不断耗尽活力，菱缩成”一个人物对另一个人物的呼叫的空洞的系统网络，对压抑的房间和

公寓的拜访，以及在盆民区无目的的漫游”B]186，作为社会总体性的图示在这种”人民”的小说观塑形下渐渐消失。作者的叙述本意

或许是传达一种“留在你原本的位置”的行为命令，但却在无意识中触碰到了更加深层的阶级意识形态问题，使得”人民”的观念开

始“奋不顾身”地纳入阶级的意涵。原本隐蔽的阶级斗争暴露出来，“人民”成为“贱民”的代称，叙事框架被打破，彻底将叙事的

整体结构导向断崖之处。

这部小说的创新性就在于，它把“人民”概念的”他性”对于叙事原材料观察者的依赖这样一种矛盾放进内容之中，并谋划了歪

曲“人民”概念的诡计。尤其是在小说中多次出现的慈善使命的情节，作者在描述所谓的慈善项目时所透露出的复杂的双面性，他既

能在闭锁这个慈善项目的同时又能审视它、批判它，一方面不被虚伪的改良主义者所接受，另一方面也遭到底层民众的唾弃和抗议。

然而，正是作为叙事现象，这种慈善使命的启示意义才凸显出来，因为它把这种改良计划纳入现实主义再现的核心之中，相当于对经

验存在及其历史归属材料进行含蓄的判断。与之相比，巴尔扎克在现实主义小说中对于社会现实问题的想象性解决的历史分量还是太

轻了。所以，詹姆逊再次提到卢卡奇在《小说理论》中的伦理需要，并对其个人性的特征进行了反驳，指出吉新作品所提及的慈善计

划是将整个阶级或集体作为目标，把伦理行为扩大到极限，直至超越界限变成政治的注脚。

此外，《冥界》还以另一种方式对叙事结构进行解构，其叙事表征可以在单个人物的不平衡中窥见，尤其是小说中的英雄锡德尼

吉尔克伍德沉思的被动性和哀伤的忧有郁将他与其他人区别开来，赋予他独特的自我意识。这样一种在特殊人物或者说名义上的无产阶

级人物身上出现的含混叙事，正标志着吉新后期小说中“异化了的知识分子”独特叙事的前文本的显现。从“异化的知识分子”引

入，詹姆逊进一步指出要正确理解这个主体背后所隐含的意识形态问题，必须从语言的意涵上探索其政治性与历史性的面向，也就是

对它所论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素的重构和储存。在这里，詹姆逊列举的例子是“愤懑”的特殊意识形态问题，以尼采对“愤懑”的形

而上学切入：“当愤懑具有创造力并生发出自身价值时，奴隶的伦理造反便开始了：这就是不能进行唯一真正的反抗一行动一而

只能通过想象的复仇保护自己不受伤害的那些人的愤懑”[3]196。随后詹姆逊指出对尼采的"愤懑”的二度改写表明其具有更加重要的

政治功能，尤其是在泰纳的《现代法国的起源》一书中用"愤懑”的主题”解释”革命的现象，一方面在通俗意义上，愤懑的意识形

态素在心理和物质层面解释了无产者对富裕者的破坏性嫉妒，暗示了底层民众反抗阶级压迫的革命性；另一方面在“多元决定论”意

义上，"愤懑”也解释了那些人的煽动行为

随着最后一个层面的结束，我们进入到这样一个空间：在这里，历史本身成了我们的普遍理解和我们的特殊文本阐释的终极基础

和不可逾越的界限。这正是詹姆逊构建政治无意识的文学批评观的重点所在，只有跨越个别文本的象征性、意识形态的潜文本重构以

及意识形态素构成的阶级话语，我们才能达到永远历史化，走向辩证主义的批评法。

三、对政治无意识作为一种文本阐释法的价值

文学与现实关系的建立是政治无意识理论阐释的前提，我们在文学文本可以反映或者折射现实的棱镜的前提下才能以历史化的、

辩证主义的眼光对其进行审视。以往的文学反映论大多充斥着对文本与现实的强硬联系，并没有发掘两者之间相互缠绕的意识形态性

的种种问题，往往以粗暴的实物实事对应解之，鲜有令人信服的说服力。这正突出了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理论作为一种文本阐释法的可

贵之处，首先它是辩证主义的批评视角，具有内在否定和重生的无限可能，突破了文本语言的桎梏，以意识形态的裂缝呈现现实的症

候：其次它是历史化的，不是那种单调的历史反映论，而是通过意识形态分析的三重同心圆，深挖意识形态素和较大的对立阶级立场

等要点，暴露出文学文本对于现实深层根基的隐喻和讽刺。这两点造就了政治无意识理论的阐释优越性，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涵盖众

多的文本阐释理论，鉴于其他理论不过是在文本的语言层面停留或者是满足于文字内部逻辑的游戏而已。

詹姆逊作为一名集大成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他在著作中汇集了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大家和存在主义大家的观点，故而充满了对于

人类社会问题痼疾的深刻揭示和对人类存在深层的关怀。政治无意识理论原本是为了警醒美国一整代学者对于政治的无视和对政治无

意识生发的掩饰提出的，对于欧美学界的自由实证主义的传统进行辩证性的颠覆。但詹姆逊的文学批评理论却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

大的影响，他所创写的政治无意识理论无疑是一种丰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及批评的深刻思想，为世界性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还有中国

马克思主义文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近年来，愈来愈多的国内学者使用政治无意识理论阐释现当代的文学文本，尤其在一些现代主义

的诗歌分析上面，将一些本来晦涩难懂的诗歌分解成意识形态素的聚合，使我们窥见诗人内心深层的现实关怀性和反思性，这是极其

可贵的。这样一种文学社会学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文论持续焕发出郁郁生机的体现，也使得辩证主义和历史化的内涵更加深远和复

杂化，为我国文学理论及批评的持续创新发展注入了无限生机和不竭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