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伍德(Michael Wood)在《重新开端》一文开篇说道："鉴于萨义德后来作品的方向和重要性，存在一种诱惑，即把他
的文学批评视作其政治文章的从属并把他的早期作品视作未来的序曲。”①丹尼尔纳特(Daniel Nutters)认为，如果我们屈服于这
种诱惑，将会模糊萨义德对文学史的贡献。②纳特和范德威尔(Nicolas Vandeviver)因而不断强调文学批评之于萨义德的意义，后
者断言美学和形式问题是后殖民研究的核心。后殖民理论因为忽略了文学形式而使自身成为一种宗教性的批评。在这个意义上，萨义
德反对后殖民研究。③文学批评让我们看到"后殖民批评家”之外的萨义德，与“后殖民”的距离保证他的批评不会丧失批判意识，
从而蜕变为新的体制性权威，正是这一距离悖论地磨砺了其后殖民批评的锋芒。当然，揭示萨义德与“后殖民”的距离不意味其作品
无关后殖民议题，而应转换审视"后殖民”的固定模式。在表面的政治外，他的文学批评有深层的哲学思考，即"他者”(othr)与
“自我”(sf)的关系，背后关联许多宏大命题：如何看待文学与世界、看待阅读与我们自己？萨义德文学批评的对象主要是长篇小
说(novl),为拓宽对“后殖民”的理解，本文将围绕"帝国主义与他者”这组关键词通过他的小说评论对其文学批评作深入探查。
”他者”是西方哲学传统的一个重要术语，可追溯至柏拉图的《对话录》，关于它的研究已是汗牛充栋，①笔者只想对它在萨义
德文学批评中的内涵与外延作一限定。总起来说，西方人把自我以外的非西方世界视作他者并把二者对立，从源头上讲，他者概念隐
含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他者作为与自我既联系、又区别的参照，如若没有他者的比照，自我将无法被完全认知和确定。到萨
义德文学批评乃至更宽泛的"后殖民”语境中，他者与自我被转换为他者与"本土”(native)的对照。萨义德追随法国当代哲学家
列维纳斯的脚步，后者认为他者是不可知的，我们无法判断他者是否具有意识、他者的意识是否与我们相同，也无法断定他者的行为
和语言是否反映了他者的意识，因此，他者具有完全外在于自我的陌生性和不可还原性。在这一理论背景下，萨义德经由奥斯汀、狄
更斯、康拉德、吉卜林、福斯特等人的小说，为我们具象了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下他者与自我关系的多重文学呈现，进而讨论了经由文
学艺术获得拯救的可能性，即肯定他者的绝对"他异性”（āalterity)。
一、叠置的领土与隐匿的他者：简•奥斯汀与狄更斯
如果把萨义德的著作比作一幅世界地图，《文化与帝国主义》必定与《东方学》一道占据中心位置。据瓦菜丽肯尼迪(Valerie K
ennedy)评价：”《文化与帝国主义》比《东方学》更为连贯，在方法论上也更清楚明确和前后一致，尽管它比后者少了一些创新，
也少了一些理论上的探索和努力。”⑦《文化与帝国主义》之所以较少方法论层面的问题，首先是因为《东方学》处理的问题时间跨
度过大、含括的地理范围过于宽广、文化一民族的丰富性难以尽述；其次是因为《文化与帝国主义》着眼点较小，它处理的“文化”
主要以小说、戏剧、歌剧为主，小说又是其中核心。受到雷蒙德威廉斯"感觉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③观念启发，萨义德把
一切文化及其产品视为特定时期社会整体生活方式的呈现。他把威廉斯的"感觉结构”转换为“态度与参照结构”(structure of attit
ude and reference)④并尤为看重小说的兴起与英、法帝国殖民扩张之间的对位关系，进而把《曼斯菲尔德庄园》《远大前程》等小
说视为与大英帝国殖民事业的隐秘共谋。
《曼斯菲尔德庄园》是奥斯汀的第三部长篇小说，一共分为三卷，于1814年首次出版。这部小说的主人公范妮出生于盆困家庭，
10岁时被姨父姨妈托马斯爵士夫妇收养。除二表哥埃德蒙对她表示亲切关怀外，来到陌生环境的范妮受到众人冷落，但她怀有一颗温
柔的心和想要表现得体的强烈原望。当托马斯爵士到拉丁美洲怕的安提瓜处理生意事务之际，大表哥汤姆等人要在家中排演有伤风化的
戏剧，只有范妮一人反对。在排剧之外还发生一件大事，即玛丽克劳福德和亨利克劳福德的来访，范妮很早就看清克劳福德兄妹的自
私和轻浮，因而当亨利纠缠她时，她丝毫不为所动，而是始终不渝地暗恋埃德蒙；当克劳福德小姐对埃德蒙“旧情复发”时，她也告
诫埃德蒙不要上当。小说结尾，托马斯爵士返回庄园，看到孩子们的胡闹感到非常生气，范妮的高尚品格测赢得了他的器重，也收获
了埃德蒙的爱，两位年轻人终于结成伉俪。
萨义德认为《曼斯菲尔德庄园》大体属于"前帝国主义的”(pre-imperialist),但与其他"前帝国主义”小说相比，它比乍看
起来更牵涉帝国主义扩张的理由，他写道：“奥斯汀认为托马斯贝特伦爵士海外产地的合法性是曼斯菲尔德庄园平静、秩序、美丽的
延伸，一个中心的房产确证了外围其他产业在经济上的支持作用。”①尽管这部小说存在许多超出“帝国主义”范畴的元素，但总体
来说依然属于萨义德“态度与参照结构”的典型范例，作为一套帝国与其殖民地“和谐”关系的断言，它确认了宗主国主导文化之于
殖民地下属文化的霸权地位。
虽然托马斯爵士在英国殖民地安提瓜的经济收入为曼斯菲尔德庄园富裕的生活提供了物质支持，但小说对安提瓜却总是几笔带
过，作为与宗主国英国社会(“明面”)相互重叠的地理、经济和政治空间，殖民地安提瓜(“暗面”)几乎全然被隐匿。读者只看
到“我们”的生活而无法窥见或径直无视为"我们”服务的"他们”的悲欢，甚至连“他们”的存在都是可以被质疑的问题。萨义德
敏锐地捕捉到，当范妮向托马斯爵士问及奴隶贸易的事后，接着“是一阵死一般的沉默”，这意味着一个世界无法和另一个世界连接
在一起，因为两者之间根本就没有共同语言。②但也就是对安提瓜的几笔带过已经确证了作为“暗面”"他们””他者”之安提瓜的
不可抹除，萨义德意图把安提瓜与英国的内在关联显在化，把被隐匿的他者置放于主体的面前并时刻提醒主体自身的不纯与槛尬。
面对萨义德的解读，意大利文学史家弗朗克·莫莱蒂(Franco Moretti)表示了不同看法。他承认殖民地为英国带去了巨大利润且
英国人对于殖民地的经营也非常无情，可他不认同萨义德所谓"如果没有奴隶贸易、糖业和殖民地种植园主阶级，就不可能有贝特伦
一家（富裕生活）”的说法。他认为殖民地“在英国的经济生活中当然起重要作用，但并非不可或缺”，③他把托马斯爵士的离开归
结为小说叙事的需要，只有当托马斯爵士离开庄园，“戏剧、艾德蒙和玛丽之间的调情、玛利亚的通奸，简言之几乎是小说的全部情
节”④才会发生。面对莫莱蒂的质疑，大卫巴提纳(David Bartine)和艾伦马奎尔(Eileen Maguire)持保留态度，他们认为奥斯
汀派托马斯爵士去往安提瓜，是为了以多样的手法向我们展示在"父权/帝国主义权力”模式的虚假和谐之下的不和谐与无序，无论主
人在任何时候不在哪个地方（都市中心或殖民地），读者都有可能沉溺于反抗“帝国主义权力/父权”模式所强加之秩序的行为形式。
⑤他们肯定萨义德的分析，但不同意他的结论：奥斯汀允许且事实上鼓励读者安于现状，即承认帝国主义秩序的必要性及其价值。⑥恰
恰相反，奥斯汀不仅批判了“帝国主义权力/父权”模式，且隐秘地激起对那些想要阅读《曼斯菲尔德庄园》以回避政治之人的厌烦。
①换言之，奥斯汀不像萨义德批判的那样"非政治”，而始终具有或隐或显的政治批判性。
萨义德对《曼斯菲尔德庄园》解读结论的正确与否仍有讨论空间，但他解读的展开过程和前提却不会遭受质疑：把"帝国主义”
意识形态及其与文化的内在勾连首先当作问题提出来，进而施以批判和祛除，而这一意识形态的重要呈现是“我们”与"他们”的封
闭性身份，正如他在分析《曼斯菲尔德庄园》时所说：“把我们的'和'他们的'建制区别开来的习惯已发展成一种严峻的政治规
律。把'他们'积累得更多，以便我们去统治、研究和征服。在欧洲州主流文化所宣布的伟大的人道思想和价值中，合存在基尔南所说
的那种'思想和条件反射的模式'。整个帝国的行为都符合这种模式。”②
如果说《曼斯菲尔德庄园》描画了一幅"我们”与"他们”泾渭分明的区隔图景，作为主体之支持的他者全然被隐匿，狄更斯的
《远大前程》则进一步把上述区隔图景复杂化了。小说的主人公匹普从小是个孤儿，跟着姐姐和铁匠姐夫乔生活，一次偶然的机会年
幼的匹普帮助了囚犯马格威奇。当匹普长大后，他想成为一名绅士，可他既不想努力，又缺乏成为绅士必备的经济来源。这时他收到
一大笔钱，这笔钱来自马格威奇，原来马格威奇被流放到澳大利亚后努力工作攒了这笔钱。后来，马格威奇非法潜回伦敦找到匹普，
却因为身上的罪犯气息受到后者的冷眼。经历一番波折，匹普认清现实，诚心悔悟，认马格威奇作义父，帮他躲避警察的追捕并帮助
已病入膏肓的马格威奇寻医找药。最终马格威奇无法逃过被捕的命运。因为他来自澳大利亚这一专门关押、流放英国国内罪犯的地
方，虽然那些罪犯在澳大利亚逐渐拥有许多生存权力，但他们不能返回英国本土。与加勒比地区的安提瓜相比，《远大前程》中的
“相似物”澳大利亚并非纯然异邦，而是成问题的白人殖民地。在《曼斯菲尔德庄园》中从未发声、更遑论出场的安提瓜土著或当地
种植园的黑人奴隶，这些与"我们”相去甚远的他者，被《远大前程》中的白人罪犯马格威奇置换，后者的身份显然更嗳昧。这一暖
昧在文本中呈现为匹普对马格威奇的态度和自身价值观的转变："当马格威奇赎还自己的罪过后，当匹普悔改并承认欠那年老的、历
经苦难并怀有报复心理的罪犯的债后，他自己却垮掉了，然后又以两种方式获得恢复。一个新匹普诞生了。新匹普不像老匹普那样为
过去所累一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少年，同样叫匹普。老匹普和他的童年好友赫伯特波克特一道干起了新行当，这次不再是无所事事的
绅士，而做起了在东方(Es)努力经商的商人。英国在那里的殖民地提供了一种澳大利亚无法提供的正常的环境。”®
马格威奇作为”我们”中的他者，不再安于充当"我们”（匹普）完全匿名和无声的物质支持者，他要求“回来”，回到"我
们”面前，出场并说话。因此，在物质支特者的身份外，马格威奇象征了他者对主体的威胁，他的出现瞬间打破匹普的幻梦并击垮了
他。当然，狄更斯最后安排了老匹普的新生，不过这一新生仍仰赖帝国的东方殖民地，那种提供了"正常环境”、纯然外在于"我
们”的异邦而非与“我们”混杂绞缠、成问题的澳大利亚。《远大前程》结尾，匹普前往东方做一个努力经商的商人，这预示了“我
们”与"他们”、主体与他者全新的相处模式，即帝国的扩张与他者凝视相互审视的动态遭遇。
二、
帝国的扩张与他者的凝视：康拉德、吉卜林与福斯特
当殖民者遭遇被殖民者，前者不得不面对他者的凝视并忍受凝视带来的反向逼问，这在康拉德《黑暗的心》中的库尔兹身上表现
得入木三分，一个立志把西方文明带到非洲的理想主义者最终堕落为贪婪的殖民者。到吉卜林的《吉姆》，这种遭遇被转换为主人公
吉姆的所见所想，一种经由儿童目光折射的印度“殖民/被殖民”运动中的复杂图景。福斯特则运用东方学中常见的"游记体”形式把
帝国与其殖民地的关系转换为穆尔夫人、阿德拉小姐与阿齐兹医生之间的戏剧性冲突。在与塔里克阿里(Tariq A)的一次访谈中，
萨义德炎及康拉德与他的《黑暗的心》时称赞道：“康拉德是我最早喜欢的一个作家。大概在我十六七岁的时候，我读到了康拉德的
《黑暗的心》。我认为这本书改变了我的一生。当时，奇怪的是，我对康拉德一无所知，所以，直到大约五六年后我才真正了解到他
的背景情况和他是什么人。可是我被《黑暗的心》吸引住了，我神魂颠倒，喜欢上了他的文体。”①笔者注意到萨义德于不同场合多
次提到小说中的"黑暗”(darkness)意象。常见研究把它解读为比利时殖民者给刚果（它被称作"非洲州之心”）带去的血腥统治，
这当然不错，但萨义德的解读超出了这种线性的思维模式。
萨义德早在《开端》第四章《从一个文本开端》就提到了《黑暗的心》中的"黑暗”意象，当时他的着眼点在于康拉德的“开
端”思索一"康拉德的头脑总是情不自禁地思考开端，去琢磨与开端有关的画面，去体会位于开端的情感”，②就在此处，萨义德
引述了《黑暗的心》里那个鬼气气森森的著名段落：
沿着那条河溯流而上，就仿佛回到世界最初起源的时代，大地上丛林密布，参天巨树俨若人间君王。一条空荡荡一无所有的河
流，一种硕大无边的寂静，一座无法穿透的森林..我们好像漫游在一片史前时期的大地上，在一片外表好似未知星球的士地上。我们
简直可以想象自己是来接受一份可诅咒的遗产的第一批人，还必须付出深深的苦恼和过度的辛劳作为代价.汽船沿着一条充满黑色和
莫名其妙、疯狂般激动的河岸费力地缓慢地前进着。那史前时期的人是在诅咒我们呢，向我们析祷呢，还是欢迎我们呢一谁能说得
准？我们被切断了理解四周环境的通道；我们像鬼魂一般轻轻滑过，惊讶不已，并且消悄地暗自胆怯，好像神志清醒的人在一处疯人
院里面对一场狂烈的暴乱一样。我们不能理解，因为我们离得太远，我们无法记得，因为我们是在混沌初分的原始世纪、那些早已浙
去的世纪的暗夜里航行，我们在自己的身后几乎没有留下一丝踪迹一也没有留下记忆。®
虽然引文只出现一次"黑色”(black)和"暗夜”(night)字眼，但通篇呼应小说标题的核心词汇"黑色”(dackness)，使
人被阴森、黑暗的浓雾围裹着。
如阿伯特盖拉德(Albert J.Guerard)所言，康拉德对黑暗的坚持完全脱离了伦理或神话色彩，而似乎是极富个人特质的陈述。
这是一种被动、瘫痪、动弹不得的黑暗：双重的库尔茨，这个阴影必须从沉迷的疲倦状态而不是从骑形的欲望中拯救出来。在弗洛伊
德的理论中，我们被告知这种专注表明对女性的恐惧。但它是否能通过精神的多种伪装之一，与对死亡的极度恐惧，即另一种黑暗联
系在一起？就像马洛的叙述暗示的："”我真的转向了荒野，而不是库尔茨先生，我准备承认，他已经和埋葬一样了。有那么一瞬间，
我仿佛也被埋进一个巨大坟墓，里面充满难以言说的秘密。我感到有一种难以忍受的重量压迫着我的胸膛，朝湿泥土的气味，看不见
的胜利腐败的存在，无法穿透的黑暗的夜晚。”①盖拉德所谓"另一种黑暗”超越了伦理和神话层面，而聚焦于弗洛伊德讨论的个人
内在意识深处，它是一种核心的黑暗，在人类的意识中，我们只在印象的流动中向外凝视之际才能窥见这种黑暗。在这个意义上，哈
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才把《黑暗的心》中的"黑暗”定位成"文明的黑暗”和"无处不在的黑暗”。②
萨义德当然捕捉到盖拉德意义上的“另一种黑暗”并承认这种普遍性的黑暗赋予康拉德及其作品以令人叹服的深刻性。但他不愿
轻易超越黑暗之于伦理层面的意义，就伦理层面的黑暗而言，马丁塔克(Martin Tucker)论及《黑暗的心》的象征性语言时也引述
了关于“黑暗”的著名段落，他的评价是：“光明与黑暗意象为故事提供了它们影好般的意义。在外站有很多光，但这是一种没
有穿透到事物中心的光。在内站，即黑暗的中心，马洛却得到一丝理解。”③到《文化与帝国主义》，萨义德把这种伦理黑暗阐释为
康拉德关于帝国主义和殖民统治的暖味态度：库尔茨和马洛承认了黑暗，但他们无法进一步承认，伤害和摧残人的非欧洲的“黑暗”
实际上是一个非欧洲世界在反抗帝国主义。有一天它将能重获主权和独立，而不只是悲剧性地重新制造黑暗。康拉德的局限在于虽然
他清楚地认识到帝国主义的本质主要是纯粹统治和掠夺土地，他却无法得出结论，帝国主义必须结束以便殖民地人民在没有欧洲统治
的情况下自由生活。作为他那个时代的产物，尽管康拉德严厉批评了奴役他们的帝国主义，他却不能给殖民地人民以自由。④
康拉德《黑暗的心》中“无处不在的黑暗”和不断被重新制造的黑暗预示了后殖民时代的两种论点及其前景：其一，旧帝国世界
有充分余地按传统方式得到发展，欧洲州或西方帝国能随心所欲地按照自身愿望改变世界并在二战后巩固自己，这意味着伦理黑暗只会
一直延续下去。其二，康拉德没有给出帝国主义的替代物，他笔下的非洲州、亚洲州和美洲州土著无法凭借自身力量获得独立，欧洲人的保
护似乎不言自明，遵照此论点发展下去，黑暗同样不会结束，这也是萨义德对康拉德的最大批评，“尽管康拉德严厉批评了帝国主
义，却无法给殖民地人民以自由。”⑤
萨义德把康拉德笔下消极、承认现状的黑暗转换成殖民地人民对帝国主义的反抗，一种积极的态度与行动。他跳脱殖民者马洛的
视角，尝试从刚果河两岸那些“史前时期的人”的角度重新结构整部小说。马洛与当地土著互换了位置，前者成了被凝视的对象。当
地土著的凝视使马洛“惊讶不已”“暗自胆怯”，时刻担心被“疯人院里的暴乱”吞噬。这一非凡的视角转换背后，萨义德的核心关
切是殖民地人民的抵抗，进而获得独立、自由、解放的可能性。他认为《黑暗的心》第一种论点引发的保守视角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
重要的意识形态转变相伴相随。这一转变就是利奥塔和福柯对"解救与启蒙的伟大合法化叙事”的贬低，利奥塔在20世纪80年代声明
我们的时代是后现代时代。这个时代只关心局部问题，不关心历史而只关心眼前需解决的问题，不关心宏观现实而工于算计。福柯也
把注意力从现代社会中的反抗力量移开，转而集中研究围绕个人的微观权力。①萨义德不认同这些观点，即使现实令人失望，他依然
不曾放弃，这从他对《黑暗的心》“黑暗”意象的创造性解读也可见一斑。萨义德借助其批评，尤其他对小说文本的对位阅读展示了
他对自由、平等、解放等宏大叙事的渴念，对实现”人的拯救”的现实行动。萨义德的这种渴念和行动不仅限于康拉德《黑暗的心》
描绘的非洲，吉卜林与福斯特笔下的印度是他施展批评的另一重要场域。
依旧在与塔里克阿里的访谈中，阿里问萨义德：”你喜欢的，而且你也写过很多的三位作家一康拉德、吉卜林和加缪一由于
各种原因，对于他们所描写的那个社会，其实他们都是局外人。这是不是巧合？”萨义德回应道：“我认为是巧合。当时，我并不怎
么明白。三位作家中，我第一个接触的是吉卜林一呃，小时候我读过他的《丛林故事》；可是我的感觉并不好，因为我把小说与我
自己的童子军经历联系起来了。【]在我读到吉卜林的其他小说，尤其是《吉姆》的时候，我的眼睛为之一亮，这是我很喜欢的一本
书。”©作为在印度出生、生活并长期工作的英国作家，吉卜林创作了许多描绘印度自然风光、习俗和印度英国侨民日常生活和精神
状态的作品。《吉姆》就是个中杰作，吉姆是一个驻印爱尔兰士兵的孩子，机智调皮。他遇到一位喇嘛，后者执意寻找传说中可以治
病洗罪、摆脱轮回的"“箭河”。吉姆成为喇嘛的弟子，踏上寻找“箭河”的旅程，印度各阶层、各民族的人也汇聚在这条寻找之路。
同时，吉姆因其特殊的身世被训练成一名优秀的间谍，参与了英国殖民统治印度的"大游戏”。
对童年的萨义德而言，最吸引他的是小说的冒险情节和吉姆散发的传奇色彩，但当他成为一个关注政治现实的文学批评家后，他
对吉姆的多重身份更感兴趣：他是白人，属于“我们”的一员，但来自爱尔兰，这与马格威奇澳大利亚流放犯的身份相似，都属于
我们”中的异类，与此同时，他熟稔印度的语言、文化、风俗，能在“我们”和“他们”之间自如穿梭。吉姆的多重身份，他在不
同文化之间穿梭的能力，在萨义德看来，源于吉卜林对印度的爱、融入态度以及他自身身份的暖味。对此萨义德说道：“吉卜林获得
了英国赋予其最伟大作家的荣耀：被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他在英国文学中是一座丰碑，虽然一直稍稍偏离主流。他得到承认却被
另眼看待，受到赞赏却从未被完全正典化(canonized)。"③
吉卜林自身"游离不定的品质”，他对“简单的分类”和”社会阶层的区分”的抵触④型塑了吉姆身份的杂糅性。他身上体现的
"我们”与"他们”之间的混杂和联结，福斯特在《印度之行》中给出了别样描画。小说中的阿德拉小姐受西式教育却渴望了解东方
文明，但当她来到印度，当地的现实和英国殖民官员表现出的优越感粉碎了她的幻梦。与阿德拉小姐相伴的穆尔夫人也抱着美好的愿
望来到印度。阿齐兹医生是印度新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热情大方，注重礼仪。他邀请阿德拉小姐和穆尔夫人前往当地名胜马拉巴山
洞游玩，因梦想幻灭处于烦躁状态的阿德拉小姐进入山洞后听到迷惑的回音，精神近乎崩溃，产生了阿齐兹企图侮辱她的幻觉。阿齐
兹因而被捕，穆尔夫人在开庭前愤然启程回国，不幸死于途中，阿德拉小姐清醒后撤销了控告，但阿齐兹不得不背井离乡。山洞事件
预示了只要英国与印度“殖民一被殖民”的等级关系依旧存在，不论从英国还是印度哪一方出发，想沟通东西方文明都不可能。如果
英国人与印度人想成为朋友，那么印度必须独立，唯有实现了双方的平等，人与人、民族与民族之间才能真正相互理解。
萨义德以同《印度之行》的启示，面对《吉姆》中最具“印度一东方”印记的人物，那个跟随吉姆游荡的老喇嘛，处理他与吉姆
的关系时，他悬置了许多人从东方神秘宗教的普遍救赎这一角度作的解释。在《吉姆》结尾，喇嘛对吉姆说：“在感知到神的存在而
惊喜万分的瞬间，我看见了整个印度，从海里的锡兰到山区，看见了肃仁寺里我自己那些彩石；我看见我们歇息过的每一处营地，每
一个村落，哪怕是最小的地方。我在相同的时间看见这些地方同在一处：因为它们就在我的灵魂里。这时我知首我的灵魂已经超越了
时间、空间和事物的幻觉。这时我知道我解脱了。”①萨义德却对这种宗教性"开悟”作出别样的解读："喇嘛百科全书式的关于自
由的设想，与克菜顿上校对印度的调查惊人地相似。该调查忠实记录了每个宿营地和村落。两者的区别是英国领地范围内的实地记载
在喇嘛包罗万象的说法中成了赎罪和吉姆的治病妙法。”②
把喇嘛关于自由的设想与克莱顿上校对印度的调查、吉姆灵魂的重回正轨与英国控制印度所建造的铁路之间施加对位阅读，萨义
德在强调无论喇嘛讲出了多少启示性和救赎性的宗教寓言，象征英国对印度殖民统治的"大游戏”依旧在进行，吉姆也一直身处其
中。虽然吉卜林对印度怀有爱与融合的态度，但他从未忘记吉姆是英属印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印度作为殖民地也是英国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当一些研究者试图为吉卜林辩护时，如艾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认为吉卜林的小说并未把任何现实与虚构的冲
突戏剧化，因为吉卜林从不想直面冲突，萨义德却认为，吉姆在殖民地的服务和他对印度伙伴的忠诚之间的冲突之所以未能化解，并
非吉卜林不愿面对，而是因为对吉卜林来说，根本就没有冲突。小说就是要表明一旦吉姆摆脱疑虑、喇嘛不再渴望那条河、印度没了
少数暴发户、外国破坏者也被赶跑后，一切就恢复如初，自然也没有冲突了。假如吉卜林认为印度是不幸屈从于英国帝国主义，这种
冲突将一直存在，但他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接受英国统治于印度而言是最好的安排。®这里，吉卜林与康拉德一样都没能超出时
代的限制而重新站稳了殖民老爷的"主人”位置。
三、他者的现代性与主体的异化：《诺斯托罗莫》中的空间与时间
正如上文所述，康拉德的小说深受萨义德喜爱，从他的以"康拉德与自传体小说”为主题的博士论文算起，康拉德不断被萨义德
从各个角度施以解释。置身“帝国主义与他者”这一场域，康拉德的《诺斯托罗莫》凭借其丰富性值得我们单独分析。不同于《曼斯
菲尔德庄园》《远大前程》叠置的领土与他者被隐匿的静态图式，也迥异于《黑暗的心》《吉姆》《印度之行》帝国的扩张及其与他
者遭遇的动态过程，《诺斯托罗莫》中的柯斯塔瓜纳共和国已是"帝国/殖民地”“殖民者/被殖民者”相互杂处的世界。英、法等传
统殖民帝国逐渐让位于新兴的美帝国，后者的霸权在小说中的具象存在是圣多美矿矿主查尔斯·古尔德的后台，旧金山的金融家霍尔洛
德。虽然与西方相隔甚远，但西方之于柯斯塔瓜纳的影响甚巨，共和国的多次政变与美国的金融资本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借助西方资本，作为他者的柯斯塔瓜纳共和国慢慢经历现代性转变，书中的银矿即为现代性的象征，银矿的拥有者，某种程度上
是殖民者（同时也在地化为萨拉科人）化身的古尔德成了现代理性主体的对应物，历经一系列动荡，古尔德认为一切感情纽带都脆弱
不堪，唯有银矿才是真实的，最终他被银矿裹挟、异化直至吞噬，银矿的主人成了银矿的奴隶。遭受异化的不仅限于身份暖味的殖民
者，码头工长诺斯托罗莫，这位集勇敢、机智、忠诚于一身的"本土”英雄同样因为一船白银而饱受折磨。
关于《诺斯托罗莫》这部小说，首先引起萨义德注意的是其空间场景的特殊设置，即虚构的南美沿海国家柯斯塔瓜纳，或更具体
的说，银矿所在地萨拉科省。在《文化与帝国主义绪论》中，萨义德点明这部小说与康拉德之前的小说以至奥斯汀、狄更斯、吉卜
林、福斯特小说的不同之处，这次的背景是一个独立国家而非亚洲（印度）和非洲（刚果）的殖民地。虽然柯斯塔瓜纳政治上是一个
独立国家，但该国拥有的大量银矿使自身被美国金融资本等外来利益集团控制。作为资本与现代性的象征，银子成了新兴强权控制世
界的通道和手段。萨义德认为，“对于一个当代美洲人来说，该作品最令人叹服的地方是康拉德的预见力：他预言拉丁美洲州共和国内
部将发生不可遏制的动乱和失控。他特别指出北美的那种施加影响的特殊方式：既果断又不留痕迹。”①
通过转换控制手段，由英、法等殖民帝国占领土地、经济压榨、统治人民的传统手段，到美国的资本钳制、文化输出、意识形态
占领等更为隐秘的方式，康拉德在20世纪初已然预见到二战之后及至当下的帝国主义的延续和变形。在此逻辑下，萨义德把《诺斯托
罗草》结尾从柯斯塔瓜纳独仲立出来的萨拉科定位干”大国「柯斯塔瓜纳1的一个受到更严密控制的、不容忍他，人的小型版本，但是它在
财富和重要性上取代了大国。康拉德使读者注意到，帝国主义是一种制度，被统治者的生活打着统治者虚假和愚蠢的烙印。反之亦
然，当这种统治被当作传播文明的使命时，统治者社会的经验已经无可选择地依赖于殖民地和当地人了。”②萨义德的分析再次证
明，如果不能彻底打破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极权逻辑，即便在新独立的国家并换上“我们”（被殖民者）的新首领，一切也无济于
事，至多只不过是一种颠倒次序的殖民模式的延续，甚至情况会变得更糟。
但是，遵循萨义德对位阅读“接受与抵抗”的辩证方法，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抵抗。当美国运用资本控制这一新的钳制手段企
图继承英、法等国的殖民遗产之际，被殖民的地区及其人民，同样会利用资本对压迫者施以反向的影响。当被统治者身上留下统治者
虚假和愚蠢的烙印之际，统治者的社会经验无可选择地依赖殖民地和当地人了。换言之，《诺斯托罗莫》呈现的他者，包括古尔德、
诺斯托罗莫、德考得在内的“萨拉科人”，已然从《曼斯菲尔德庄园》全然隐匿的他者（那些匿名且沉默的安提瓜奴隶）、《远大前
程》"我们”之中的他者（被流亡澳大利亚的英国罪犯马格威奇）、《黑暗的心》反向审视主体的他者（刚果河两岸丛林中的"史前
时期的人”)和《吉姆》《印度之行》与"我们”混杂并置的他者（吉姆、阿齐兹医生），转而变成资本面前与"我们”有着相似目
标、追求相似生活的他者。若从消极的角度来说，殖民者带给被殖民者的现代性追求成了"普世”标准被他者无意识地接受；但从积
极的角度而言，他者经历的与殖民者相似的现代性进程允诺了反抗的可能性。置身现代性一视同仁的异化威力面前，被殖民者（他
者)从殖民者（主体）手中争得某种程度上的平等，即便这种平等最终将导向他者与主体同归于尽的惨烈结局。
萨拉科省的银矿所象征的他者的现代性，实际上成了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成为美国资本控制非西方地区的手段和途径，另一方
面也使被控制的他者分享了与主体相似的目标、生活与问题。尤其是古尔德，他是一个英国白人男性，理应属于“我们”的一员，但
他家道中落而不得不来到萨粒科并逐渐本土化为“当地的”白人，与引旧金山金融资本家霍尔洛德作为纯粹的殖民者相比，古尔德的殖
民者（主体）身份呈现出深切的混杂性和暖味性。但康拉德不仅仅止步于描述主体与他者之间相互混杂的事实，借助古尔德的命运遭
际，从掌管银矿到最终为银矿吞噬，康拉德企图向我们展现现代性抹除主体与他者差异的异化威力，一种绝对同一性的野蛮力量。
正如许多学者已经探讨的，如卡林内斯库(Matei Calinescu)《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第一章第二节"时间问题：西方历史的三个
时代”，①现代性的兴起与一种以未来为导向的新型时间观密切相关。论及《诺斯托罗莫》文本中的现代性及其异化威力，时间是我
们言说的中心。借助最贴近时间的艺术体裁，即音乐，加以说明，随着大小调调性音乐的兴磁，根据不协和音（和弦）向协和音（和
弦)并最终向主音（主和弦）解决的原则，调性音乐获得了线性进行的听觉品质。这种听觉品质不仅是当时被“发现”的现代性线性
时间的例证和呈现，同时作为促成这一新时间意识的重要原因而存在。与教会调式音乐相比，17世纪以来的调性音乐听起来越来越
快，如维瓦尔第小提琴协奏曲《四季·夏》第三乐章以急板速度奏出飞动的音符，至今让观众激动不已。还有巴洛克时期的众多键盘乐
曲目，它们以管风琴和羽管键琴的机械效率盖过了人类演奏的灵巧，”速度和情绪变化，之激烈不下于戏剧音乐”。®彼时这些音乐作
品对速度的偏爱成了现代性侵入音乐创作的早期证据。
除音乐作品速度变快这一直观因素外，以未来为导向的线性时间在音乐中更显著地表现为作品覆盖时间距离的拉长和作品本身不
可阻挡的前进力量感，这里必须提及中期的贝多芬(1804年《英雄》交响曲至1812年《第七交响曲》)。在朱力安约翰逊(UuiānJ
ohso)看来，贝多芬的激进之处不仅表现为作品形式较大，而在于作品形式扩大的原因，它是对封闭形式的抵抗，是对形式规范边
界的超越。他的和声进行不断超越自身，以至每一个到达点同时是一个新的出发点。封闭，作为音乐形式一致性及其表达的主体性的
保证，受到永久质疑，躁动不安的现代主体拒绝停留，它们必须立刻朝更远的地平线出发。③”出发一到达一再出发”的无限推进使
贝多芬的中期作品呈现革命性的“音乐一时间”方法，一种英雄主义、对未来永不满足的听觉审美取向。这种模式在《英雄》交响曲
第一乐章得到充分体现，当乐队全奏出第一个音符，那声震慑人心的巨响后，整首乐曲就不可避免地“赶”向巨大的尾声，之前不完
整的构思在尾声中也得到实现和完善。即便全曲终止的那一刻，我们似乎依旧被裹挟着朝那不具名的未来"赶”去。
贝多芬中期音乐对"时间性生成”的颂扬暗示了以未来为导向的现代性时间乃至现代性本身，它的核心特质在于永不停息、一往
无前的线性发展和进步承诺。现代性发现了主体并确认了它的力量，但也给人带来了存在主义危机，卢卡奇①与朱力安·约翰逊®分别
论述西方小说与古典乐的兴起时不约而同地提到了这一点。作为贝多芬《英雄》交响曲第一乐章的对应物，《诺斯托罗莫》中的银矿
一旦转动起来就无法停止，直至把古尔德彻底吞噬方能停息。与此同时，现代性的异化力量，那种每个现代人不得不忍受的无家可归
的苦涩感受，同样发生在与古尔德相对的”本土”英雄诺斯托罗莫身上，一个受人敬仰、近乎完美的传奇英雄，暗地里也被银子折
磨、成了银子的俘虏。在《开端》第三章专论《诺斯托罗莫》的一节，萨义德对古尔德的异化作了直白的描画：
查尔斯被他在银矿中所发现的引人入胜的冒险渐渐脱离自己身边。他的冒险越是成功，物质利益就越是追缠着他。因为他的成功
是以物质利益规模的扩大来衡量的：他首先是查尔斯·古尔德，其次他成了萨拉科之王。但在崇拜国王的同时，艾米莉亚还知道有另一
个查尔斯，一个穷奴隶，把自己献祭给了一个幻象：银子，他的银子是有人性的。他越是露出国王的样子，就越难以知道真正的奴隶
意味着什么。③
饱受银子折磨的诺斯托罗莫也对艾米莉亚吐露了自己肮脏的秘密，"在小说临近结尾的那个精描细写的静默时刻，真实的诺斯托
罗莫和令众人深信的那个诺斯托罗莫
—被认可的版本一之间痛苦的举棋不定，被展示在古尔德夫人面前。”④
不论是成问题的殖民者，还是传奇的本土英雄，肮脏的银子都逼迫他们逐渐远离自我，甚至被撕裂成“表面的自我”和“暗面的
自我”，而不复完整与统一。小说人物“自我的分裂”很不幸地也发生在了小说的作者康拉德身上，通过检视康拉德撰写《诺斯托罗
莫》期间与友人的来往信件，萨义德发现”康拉德的精神在写小说的亲身经历与若干年后回忆的方式之间出现了分裂”，⑤这种分裂
是康拉德“第一自我”与“第二自我”互相龃龉的呈现，“第一自我”即是在公众面前和蔼可亲、名声赫赫、显出一种极有格调之镇
定的显在的康拉德，“第二自我”则是与小说创作这份苦差不断搏斗的康拉德，后者常陷入无尽痛苦、折磨和自我否定之中。⑥再往
深处发掘，萨义德认为小说人物以至康拉德自身的”自我分裂”，最终归因于康拉德看视生命的两种存在模式之间的对立以及康拉德
在对立之间谋求妥协的习惯，"第一种模式把现实作为一个打开过程，并经验为一个正在进行的行为'，它永远处于'生成'(b(
oming)的过程中，体验这一切相当于把自己(oneself)内置于现实。第二种模式把现实当作一个确定、'在彼
(there)、可定
义的量来理解，体验它意味着要回溯性地看待现实，只有通过回顾已发生的事情，人才能支配正在进行的行为'那无休止的运动。
换句话说，第一种模式属于表演者(actor)，第二种则属于作者(author)。不过，因为支配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控制，回视(the re
trospective view)改写甚至否定一个特定行为精深复杂的变迁发展过程。”①
借助《诺斯托罗莫》中现代性带给他者与主体一视同仁的异化，萨义德起自《曼斯菲尔德庄园》《远大前程》，历经《黑暗的
心》《吉姆》《印度之行》，及至《诺斯托罗莫》的一系列关于“小说一帝国一他者”的论述，终于落点在更一般与普遍的层面，进
而给出”他者”被排除的原因，那就是主体总是乐于充当独立的“作者”，习惯于凭借自己的回视改写甚至否定特定行为精深复杂的
变迁过程。就像古尔德、诺斯托罗莫一样，他们不想看到正在发生的全部事实，只愿相信自以为已经发生的，这种漠视现实和他人视
角的“近视症”正是现代主体的根本性症结。
当马克思、尼采、阿多诺、福柯、福山次第喊出”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上帝死了”“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
的””人死了”“历史终结了”等振聋发聩的时代强音，我们猛然发现现代主体争得自己生活的支配权后却永远失去了普遍规定性，
从而不得不忍受“被抛”的痛苦。在萨义德看来，上述发展是历史必然，况且一切从外部轻易给定的拯救与安顿都能轻易被收回。关
键在于，我们如何从内部规定自己，进而获取拯救与解放。因此萨义德在小说中对他者的理论关切和现世行动，它的另一面乃是对作
为主体之"自我”的反向逼问。他在分析康拉德小说的自传性特点时征引了康拉德写给詹姆斯的一封信，康拉德宣称“对艺术家的要
求实际上是呐喊：把我从我自己中解放出来！'(Take me out of myself!)”。②如何从"自我”中突围，不再把"自我”视为
稳固主体，破除主体与他者等级分明的二元关系，把一切当作暂存之物来把握，不断结构和解构，批评和再批评，乃是萨义德小说评
论以至整体批评的核心追问。唯有体认到这一点，我们才能切近萨义德对文学与世界、对他者与我们自己的理解，才能真正明白他在
《开端》中把小说定位成一种世俗性“开端意图”的深层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