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当代作家评论》和《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正式开启"新东北新南方”联合专栏，打下了当代地方性文学研究
的坚实“阵地”。除了南北辉映的”新南方文学”“新东北文学”以外，相当多用地方元素命名的文学流派如"新浙派”"文学鄂
军”等，也同样整装待发，利用各地的文学轩刊物、作家协会等文学生产机制大力整合资源。
虽然地域性文学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版图，其兴盛又策动了经济与政治力量对地域文化的再发掘，但这一现象也引
起了许多学者的审慎思考。例如方岩在《地方性的皇帝新衣》中尖锐地指出，“地方性、区域性文学概念与话语在当代文学领域的泛
滥，大概是这个行当思考力菱缩、创造力衰退的表现”，学界不加检视地使用“前现代”的地方性概念，是“狭隘、专横的民粹情结的
另一种表达”[们。因此，当代文学的地方性话语亟待重审。作为一个传统的研究范式，它如何被挪用入当代中国的文学现场？从作家、
批评家两个角度来看，地方性资源又如何提供当代文学创作的新可能，它是在塑造一轮“"话语圈地”运动，还是在实现对日益僵化的
写作逻辑的新的突围？为了廓清这些问题，本文选取了在地方性文学中最具代表性之一的“新东北文学”作为讨论的对象。
“地方性的辩证法”
2020年1月黄平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发表的《“新东北作家群”论纲》一文，被学界认为标志着“"新东北文学”这一称
呼的诞生。从黄平的论述中不难发现，他对地方性话语持审慎态度。一方面，"东北”是这群作家共同的地理来源，深度参与了他们
的创作经历与作品主题；另一方面，“东北”又被剥离了确切的"地方”概念，成为更具包容性的能指一美学风格、叙事模式、主
题关切，这些文学要素都可以被统摄其中。这样一来，"新东北作家群”不再仅意味着用同乡之谊轻易地绑定一批作家，而成为不可
忽视的当代文学现象和创作流派"共同体”。
然而，黄平在理论建构上的野心也导致“新东北”概念的先天不足。如若弱化东北的地理限制，那么“新东北”的许多作品完全
可以归入"非虚构文学”“底层文学”等概念框架中。而若强调“东北”的场域特性，那么又会无形地限制作品的创作和阐释。这种
先天不足最终导致“新东北”成为地方性和文学性两者的暖味的融合，是当代文学命名的“权宜之计”。可以看到，评论家们也常常
陷入这种“地方性辩证法”的两难境地，显示出全然相异的阅读策略。
理论场越”"众声喧哗”，就越映射出"新地域文学”的蓬勃发展。如果说”新东北文学”尚且是用地方性的话语装置、收纳已有的
文学作品、现象，那么“新南方文学”更是将“地方性”充分打开，面向“海洋性”和“异质性”，成为一种召唤性的先行概念。因
此，对“地方性”概念的重审势必需要梳理“地方性”在现当代中国的内函与外延，进而考察它是如何被挪用到当代中国的文学现场
的，又如何构成了普遍的理论诉求一“在某一个契机之下，批评家、作家和期干刊编辑们感受到了一种'氛围'或者势能'，并做出
了相应的回应。这里面既有必然性，也有很多偶然性。”2]
第一，自然与政治经济意义上的“地方”。
根据自然条件划分政治经济意义上的“地方”，以高山大川川作为"地方”的天然分隔，是中国由来已久的历史传统。1954年，地理
学家罗开富开始在中国科学院测定中国的自然地理区划，他根据水文、植物等自然条件，划分出东北区、华北区、华中区等七个地理
区域3]。罗开富的意见被学界广泛采纳，后来中国的行政大区体系也基本遵循了他的划分方式。在这一时期，因计划经济“剪刀差”
和户籍制度的存在，城乡的二元对立被牢牢固定，区域之间也因政治任务而走上了全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因此，新中国的政治区域中
心往往也是经济、文化的中心，进而形成了具有牢固约束力和显著特征的“地方”，这一影响绵延至今。自然、政治与经济成为理解当
代中国地方性话语的重要基础。
第二，文化地理学意义上的“地方”。
王恩涌在1980年代引介”文化地理学”时指出，文化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的分支，研究的是"文化现象在空间上的组合”，地理通
过物质文化影响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从而导致人类形成一个个"文化集团”4]。英国达勒姆大学的迈克·克朗(Mike Crang)编写的
《文化地理学》也将文化视为“可定位的现象”探讨人类文化和地理空间之间的互动。书中专辟一章论述文学与地理的联系，认为文
学的主观书写赋予了地理空间以社会意义，构成”地方意识”和"情感结构”，文学是"包含地理意义、地理经历和地理知识的广泛领
域”5。由此可见，”地方”不仅根据自然、政治、经济等条件被框定，更与在其中生活的“人”息息相关。”人”的情感、想象、
体验，既受地理空间的限制与影响，也深度参与到“地方”的建构中。国内学界的城市研究、地域文化研究，乃至晚近的”新东北”
"新南方”流派研究，也大多遵循这种路数，着力于探讨“地方”与”人”的互动。
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仅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理解"地方”，那么“地方”往往会缺失地理空间的内涵，而成为表达相对关系的、
抽象意义上的处所。例如广东揭阳"打工诗人”许立志的诗作《开往南方的火车》，“火车与铁轨保持黑色的距离/从北方的冰窟开往南
方的工厂””疼痛的光在珠江三角洲弥漫广州、深圳、东莞、佛山…”[1在极度不平等的区域发展背景下，似乎除了珠江三角洲都
可以被称作"北方”。虚构的"北方”表现的是财富地位上的、抽象的相对关系。又例如曹征路的小说《那儿》，同样在早已搬迁至江
南的工厂中“发现”了遥远的"北方”。
第三，作为“时空体”的“"地方”。
汪晖在《巨变中的世界》序言中梳理了“区域研究”的学术史，提出了“时势”的概念，综合了时间和空间，并将之解释为是
"不同力量相互角逐的进程”7]。汪晖的理论实际上借鉴了巴赫金(Bakhtin Michael)的长篇小说研究。巴赫金在《长篇小说的时间形
式和时空体形式》中用“时空体”阐释小说的人物和情节，并递推作者的运思过程和相关的文学模式，这是极富成效的小说解读方
式。金理就在评论“新东北作家群”时进一步拓展了“时空体”的悖论关系一当时间过度空间化，就诞生了所谓的"原乡神话”，让
地方性写作囿于原乡消亡的挽歌[81。可见，在地方性话语体系下，"地方”应当始终保持其流动性，而”地方性”写作也必须应对
"时间”“空间”的二元命题。正如黄平在《论纲》中所言，"新东北作家群”回应的主题是“下岗”，他们的作品亟待言说东北的历
史建立起新的“时空体”。
第四，作为“景观”的“地方”。
"景观”是居伊·德波(Guy Debord提出的社会批判概念。德波认为，现代生产方式正让社会成为一个巨大的景观的积聚。景观既
是可视性的图像，更是主体性的、有意识的作秀。德波以此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对观念、现实的操纵，导致大众在”一种痴迷和惊
诧的全神贯注状态”中观赏少数人操纵的景观性演出，导致控制和默从，分离与孤独[9]。而以景观的概念观照，当代文艺生产也常常
通过蓄意的方法制造出“以假乱真”的"地方”。例如在当下的“东北”叙事中，东北就在符号和影像里沦为权力的“景观”。大众
对东北的认知逐渐固化一重工业衰败、黑暴盛行的中国"锈带”，抑或前现代的、土味的喜剧之源，“东北”的“地方性”成为资本
生产的"演出”。长春歌手董宝石的《野狼dSCo》就以自嘲的方式对景观化的东北进行解构，梳着"大背头”，腰挎“BB机”，东北话
和粤语混用的"老舅”在歌曲中"土嗨”“蹦迪”，既是刻意引导听众强化东北的前现代景观认知，更是反向戏谑了高高在上的精英文
化和盲从观众。
从上述的梳理可以看出，"地方性”自身的内涵十分驳杂。“地方”依托客观的自然、政治、经济边界，在文化地理学、“时空
体”、景观等多个层面显示出其内在的辩证法一”人”与地理，文本与世界，文化生产与消费，保特着理论的内在张力。因此，
"地方性”也成为极具文本阐释力的理论体系，作为文本研究、文化研究的基础，为当前学界、文学评论界所青睐，被引入当代中国
的文学现场。而参与“地方性话语”实践的，不仅是学界和评论界，更为重要的是感受到同样的“势能”或"氛围”的作家群体。他
们何以在写作中实现"地方转向”，形成大大小小的地域文学聚落？
二、地方转向与当代写作的新可能
近年来，一批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地域指向的地方性作品进入文坛，无论在主流意识形态，还是在商业性、大众性的媒介平台
上，都赢得了一定的认可。以侧重"老作家”的、中国作协主办的"鲁迅文学奖”下文简称“鲁奖”)与"茅盾文学奖”（下文简称
"茅奖”)，和侧重青年作家的、“理想国”品牌主办的"宝珀文学奖”为例，可以一窥地方性写作在当下中国文学生态的地位。
在”新地域文学”的提倡者看来，相较于其他的地方性作品，"新东北作家群”真正用"新东北”带动"新地方”，实现了当代写
作的“地方转向”，预示着当代中国文学新的可能性。沈杏培提出，“所谓新地域文学'，我们更愿意称之为以当代性体验和当代性情
境作为核心特征的当代性写作”，他同时强调"新地域文学”作为一种地域文学，"通过对边缘地带的深度关注与细致描绘，从而对中
心结构形成了有力的解构与冲击”[0]。也有学者特别是东北本土的学者)认为，"新东北文学”的价值在于赓续新文学和东北文学传
统，"继承与高扬东北文化精神”[1门。当代性、边缘性、继承性的提出，隐含着评论家对"新东北文学”强烈的历史期待。那么，
"新东北文学”是如何具体实现“地方转向”的？要解答这一问题，需回到文学史和作品当中。
新文学的”地方性”最早以”侨寓文学”“乡土文学”的概念出现。鲁迅在《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的导言中论述道："蹇先艾
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
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12这一定义实际上相当宽泛，蹇先艾就在多年后回忆道：”早期的'乡土文学是没有什么理论
的，三十年代似乎也没有，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乡土文学遍及全国，几乎每一个作家都写过他的故乡，有的写得多一些，有
的写得少一些。”[3]鲁迅的定义虽然主要是立足于作家的主体身份，但他也，确实发现了地方乡土孕育文学的可能，并一手扶植了具有
鲜明地方色彩的作家群体"东北作家群”，他认为"北方的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净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14]。鲁迅看中的
不仅是具有民族色彩、在叙事与抒情中渗透入作家主体的“地方性”，更是“地方性”写作具有的独特的感召力和现实主义精神。从看
到哈尔滨，到看到同属于中国的“不同的世界”。
从延安文艺座谈会开始，”地方性”逐渐被纳入社会主义中国“多民族国家”和"工农兵专政”的政治构想中，成为"现实主
义”的言说策略。汪晖曾对这一阶段的“民族形式”作了深入研究。他认为“民族形式”不仅起源于毛泽东1938年在中共六届六中全
会上的讲话，更出于抗战中文化群体从中心城市向不同方言地域迁徙的变化。但汪晖认为，在“寻求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普
遍的民族语言和超越地方性的艺术形式始终是形成文化同一性的主要方式”地方性问题最终只能是“民族形式”讨论中的边缘或附属
问题15]。李松睿同样认为，20世纪40年代后，"地方”从种种价值标准竞逐的场域，逐渐演变到只提供"细节真实”的作用161。
纵观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小说创作，两位学者的分析确有理据。以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和赵树理的"山药蛋派”写作为例。周立
波其时作为东北局的干部，大量利用东北方言、社会背景书写土改故事。但过多的地方性元素造成了其他地域读者的阅读困难，周立
波书中所描写的东北农民在现实中甚至也并不能读懂他的作品。赵树理则直接摒弃了纯文学的传统，取消了复杂的描写和叙事结构。
虽然他的写作较周立波更贴近“地方”，但因其异质性，也并没有取得进一步的成果。这一时期，"地方性”作为新中国文化生产的
部分，很大意义上是作为“政治-文化”的主体而存在。
在新时期，“地方性”以“寻根”思朝舶的面目归来，其影柳响也绵延至今。"杭州会议”上，韩少功发表的著名宣言提到，"文学
之根应该深置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士壤中”，作家需要"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来重铸和擦亮民族的白我”[17。在"新启蒙”的浪潮下，
“地方性”再次成为“现实主义”书写的凭依。从20世纪80年代未开始，大量的"地方性作品”诵现，作家普遍寻得“地方”作为自
己的“锚点”，在"地方”供给的话语资源和特定时空中展开文学创作，奠定写作风格。莫言的高密、王安忆的上海、苏童的"南方”，
都成为他们几部重要作品的"策源地”。在"地方性”的书写中，作家发现了“历史”，同样也发现了“中国”，进而丰富了中国当代文
学的图谱。在作家群层面，“陕军东征”更是成为地方文化向主流话语圈进军的著名事件。
由上述简要的回顾可以看出，“新东北文学”在以下几个方面发展了新文学“地方性”的传统。一是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从
“乡土文学”时期对故土的深切、客观描墓，到当代文学中走”工农兵路线”、以新启的视角考据地域文化，“地方性”始终要面对
的是"吾土吾乡”，是具体时空下"人”的生活情状。在“新东北文学”中，作家客观、冷峻地揭露了东北大地上的惨痛历史，下岗、
凶杀、离乡.…种种乱象同衰败萧索的工厂、工人村背景，密集构成"新东北文学”的"时空体”。二是吸纳”地方”的时空资源和美
学风格。双雪涛曾提及自己的创作心得："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我的故乡人留一点虚构的记录。”[18引双雪涛强调的"虚构”性，正是
”新东北作家群”集体的创作意识。他们在写作中调用、改写东北“地方”的时空资源，形成独特的美学风格。例如双雪涛的《跷跷
板》、班宇的《冬泳》、郑执的《蒙地卡罗食人记》，都有意隐去了具体的时空背景，而仅保留下岗、凶杀等要素，在悬念丛生又肃杀
萧索的叙事中揭露历史真相一或是跷跷板下埋藏的骸骨，或是木匣中杀人的火枪。
更为重要的是，"新东北文学”立足于当下的文学生态中，孕育着前所未有的新变。许多学者都曾从"80后写作”的角度考察
”新东北文学”。黄平认为"铁西三剑客”的创作超越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占有性个人主义出发，侧重内心倾诉，充满自恋地处理
题材与语言，标榜一种去历史化、去道德化”的"青春文学”，以"子一代”的既在内部又在外部的视角言说历史[19。张元珂侧以"反
类型化”为关键词，认为双雪涛在小说技法上吸收网络文学、影视艺术的资源，在小说内容上侧重青春的"别样风景”和“创伤体
验”[20。在"80后”这个特有的代际标识下，"地方性”写作从小说结构、技法、主题等多个方面融合了"”成长小说”的写作范式。
另外，“新东北文学”也与当下的文艺现象息息相关。例如进行"非虚构”写作的贾行家、孙且、张瑞等。贾行家的《尘土》将
其30余篇文章分为“人”“世”"游”三部分：“人”描写祖辈、父母、朋友、邻居的命运，"世”陈述作者所经历与所思考的事
情，“"游”则描绘了时代背景下东北的失落。而写作“虚构文学”的“铁西三剑客"”
一双雪涛、班宇、郑执，他们的作品也和电视
剧、电影等新兴文艺作品联系密切。例如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郑执的《仙症》、班宇的《漫长的季节》，都被翻拍为影视作
品，这使得他们的创作更贴合当下的文学市场。青春、刑侦、悬疑等主题成为他们普遍使用的小说“装置”，既吸引专业读者之外的受
众，也顺应着当下的主流大众文艺。在他们的小说中，叙事的技巧得到了重视，《平原上的摩西》每节以一个人物的视角开展第一人
称叙事，但唯独隐去了被怀疑为凶手的李守廉的视角，如小说《罗生门》般塑造了一座叙事的迷宫。郑执的《生吞》同样采用了双
线、双视角的叙事方式，从刑警冯国金和少年王頔两个角度切入案件。青春回忆和罪恶凶杀交织在一起，既通过王頓的回忆形成伤感
的抒情氛围，与紧张的刑侦故事形成张驰有度的叙事节奏，也深刻表现了两代人的生命困境。
在评论家看来，“铁西三剑客”无疑用青春、悬疑等小说范式发展了传统“地方性写作”。如刘岩就指出了双雪涛的悬疑叙事具
有内在的历史关切，“发掘被掩埋的对话主体及潜藏的历史书写可能，是双雪涛的老工业区悬疑叙事的核心”，双雪涛的悬疑叙事带领
读者重新进入老工业城市和工人阶级主体经验。
由此，"新东北文学”成为当下引人瞩目的文学现象。作家通过“地方性”处理历史和现实之间的关系，拥抱新的平台、受众与
媒介。评论家通过“地方性”为当代文学勾连文学史的疆界与脉络，孜孜寻求当代写作的新可能。读者则通过“地方性”指认具体的
地域美学风格，在陌生化的新鲜感受中重返自己的历史体验。然而，狂飘突进、野蛮生长的"地方性”文学风潮，同样存在沦为“话
语圈地运动”的隐忧。
三、话语圈地，还是文学突围？
世界文学的众多瑰宝都以"地方性”著称。例如意大利但丁的《神曲》、英国莎士比亚的戏剧、美国的南方文学，以及晚近的拉
美文学。他们以方言、地方图景、民族历史构成独具特色的文学形态，甚至自身都成为一个文学符号。“宝珀文学奖”得主陈春成的
小说《夜晚的潜水艇》就以博尔赫斯丢入海中的硬币作为意象和隐喻，寄寓着青春的幻想和历史的谜题。
目睹其他民族国家通过"地方性”成为"世界文学”中的平等主体，现当代中国文学自然感受到一种“寻求的焦虑”。自20世纪
90年代以来就有学者观察到这一点，例如吕芳认为这种焦虑长远的积淀是”源自一个文明古国要求再次崛起于世界的强烈渴望”，“具
体在当代则是中国作家普遍表露出的急于求成心态”[21们。对外，作家和评论家格外关注与西方相对的第三世界国家文学，作为代表的
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也绵延至今；对内，则是目前盛行的“话语圈地”实践，作家通过发掘自己所属的地域文化，得到地方资源
的支撑，从而进入主流文坛。评论家和文化主管机构也急于打响地方的文化品牌，推出地方的文学风格，形成地方相对独立的主体
性。例如叶炜在《文学报》上提出，"以茅盾文学奖为考察对象，在至今评选出的十一届茅奖获奖作品中，只有一部作品是在浙江获
奖的。这无疑和浙江在全国的文学地位是不能完全匹配的”，他从文体的角度指出“当代浙江文学创作的短板”，对建立体系兼备的地方
创作"集团军”的渴望溢于言表22]。
同时，文化主管机关、地方大学也积极主办以”地方性文学”为主题的会议，推出了各种”作家群”的名号。在《"新东北作家
群”论纲》发表之前，渤海大学的林显就将一批创作主题、风格各不相同的东北出身作家作为"群体”推出，是为了“东北文化大发
展和大繁荣”[23]。仅在2024年，各地作协、大学就举办了数十场"地方性文学”研讨会。例如8月22日至23日江苏省作协于宿迁举
办了"文学苏军新关注”研讨会、11月8日至9日福建现代文学学会举办了"世界眼光与地域文化视域下的闽派文学研究”、11月9日
深圳文联举办了“深圳文学四十年”研讨会等。在学理化的同时，也通过评奖、入编等外在机制"分座次”“定中心”如“文学鄂
军”以评奖的方式推出了中心作家刘醒龙，并吸纳作家入编、入教职，进入文学研究、创作、教育的平台。在如此同质化的、缺乏省
思的地方文艺体系"大干快上”的同时，也难免有学者批评其已经沦为所谓的“特产文学”一"有些所谓地方性写作，拼凑出种种
僵化的符号，却从不与当代生活对话；有的展示都市文明所钦定'的自然地理、风，土人情，只能满足自居中心、心灵空虚的都市人
的单调胃口；有的展示奇风异俗的蛮荒故事，沦为国界内部的东方主义'式书写。”8]29-30
“地方性文学”如何避免成为一次“话语圈地”，而真正突破僵化的范式，推动当代文学的发展呢？以“新东北文学”为例，它以
”铁西三剑客”为中心作家，而其中尤以双雪涛的文名最盛。王德威借助“向下超越”的概念对双雪涛小说的神性进行思考，认为双
雪涛“捡拾历史狂飘后的残骸，喟叹父辈所经历的信仰与挫败，反思年轻世代的艰难探索。但他不愿做出简单的论断，转而'横生枝
节'拟想救赎契机。他的故事阴郁荒凉，内里却包藏着抒情的核心。”[24]黄平更是用"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一语评价双雪涛的小
说，认为"新东北文艺”的美学立场是“从本土历史经验出发，回到现实的生活之中，思考尊严、命运以及我们与生活的关系，以充
满创造性的形式，将生活凝聚为艺术”[251。
可以发现，两位著名评论家对“新东北文学”的期待并不是为了打造地方文学的品牌，而是以“东北”作为方法，以"地方性”
作为解构因循的文化范式和本质化的文化霸权。王德威从中看到当代中国小说抒情核心和超越神性的魂兮归来，黄平从中看到“反类
型化”对”破碎生活”的艺术回应，他们都敏锐地察觉到”地方性写作”在其“边缘性”和被遮蔽的经验中保留的精神气质与美学风
格，这些文学性的要素既是"地方性”的，同时也具有普遍性的意义。
此外，“新东北作家群”也有意跃出地理空间。如双雪涛在寓言式小说《北方化为乌有》中写道："工厂完了，不但是工人完
了，让他们干什么去，最主要的是，北方没有了，你明白吧，北方瓦解了。”[2]双雪涛自陈：“东北一方面是我内在的部分；另一方
面现在它也是我的一个他者，我是努力地保持距离看待它。”[18]23-35"新东北作家群”大多侨寓他乡进行写作，他们的"地方写
作”也往往采用虚构形式，毕亮实际的"北方”早在历史车轮下"化为乌有”，仅能用文学的方式捕捉时代的雪泥鸿爪。反观当下许多
“地方文学”执着追求不变的地方文化”锚点”，实际上可能根本不存在。”地方性”本身也缺乏自反性的外在视角，故步自封地“"圈
地”。“新东北文学”在跃出地理空间的同时，也突破了"地方文学”的固有范式，实现“反自动化”的写作方式，在与主流社会逻
辑的对抗中凸显被遮蔽的生活经验。
班宇《未来文学预言》"预言”在未来，写作的风格、流派、地域皆能由机器订制，直到文学走向死亡，以戏谑的方式凸显了当
下文学现场的困境一大量评论家和文化部门仍然因循传统的文学史发展路径，力图划定流派、风格，进行“话语圈地”，殊不知在文
化权力下沉、媒介资源普及的当下文学现场中，作家的跨界、多元化不可避免，作家身份也不断被解构。因此，“地方性”话语理应
从“地方”出发，在文学中重构与生活的联系。如此比，"新东北文学”，乃至当下蓬勃发展的”新地方文学”，才能完成"新”字的应有
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