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苏联文学中出现了一股消无声息的寻根潮流，“回归俄罗斯根基，即对俄罗斯历史文化之根的追寻与回归”

成为艾特玛托夫(4.T.ANTMaTOB)等苏联作家创作的"审美源起”与"精神归宿”[1们。无独有偶，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学界也行生

出所谓的"寻根文学”。从20世纪70年代未起，中国文学普遍经历了一场剧烈的西方冲击，部分知识分子意识到对现实的改造必须充

分利用民族文化传统，韩少功等寻根作家重新认识并评价中国传统文化，并将其融入各自的文学创作中。在此背景下，蕴含寻根意识

的《白轮船》(《5eblⅵnapoxon》)与《爸爸爸》应运而生。《白轮船》主要讲述了伊塞克湖畔小男孩寻找心中白轮船过程中经历信

仰崩塌的现实故事，穿插着玄奥神秘的长角鹿妈妈神话传说，诉说着民族前进道路上的悲伤与痛苦。《爸爸爸》则以其荒诞、魔幻、

巫楚、乡土的叙事风格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中国湘西封闭山赛的现代传说，展示了偏僻村寨原始民族人性的复杂与扭曲。在对中苏寻根

文学的代表作《白轮船》和《爸爸爸》进行比较时不难发现，中苏两国的寻根书写有着一致性，二者都呈示出对古老文化记忆的留恋

追寻和对民族前途命运的忧虑深思。“由于人类遭遇的难题往往具有一致性，因此在不同文化的文学作品中，往往蕴藏着共同的主

题”[2]，再加上中俄文化文学的频繁交流，中俄两国相似主题的文学作品得以诞生成长。

中俄两国文学交往源远流长，俄苏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毋庸置凝，寻根作家韩少功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曾提到过

艾特玛托夫的代表作《白轮船》，并称即使将其放到百年以后，恐怕也"堪称经典”[31。基于"五四”以来中俄文学交流总体上呈现出

"单向的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在过去的学术研究中，影响研究模式占主导地位，且大多数研究者的关注重点是俄苏文学在中国的影

响和接受问题4]，而中俄文学平行比较研究仍存空间，需要更多研究者的关注与探讨。以《白轮船》和《爸爸爸》为例，二者虽然都借

助古老神话、异质空间、人文精神以唤醒民族记忆，探索民族出路，体现了对古老民族文化的追忆，渗透着对民族命运的思考，但其

根本内涵和内在气质终究存在差异，追根溯源，潜移默化的文化影响固然存在，个体乃至群体性差异亦不容忽视。在比较文学的视域

下纵览这两部寻根作品，将会看到不同民族和不同时代的作家对相同文学主题的不同处理，并理解不同作家的不同风格和成就，而探

讨不同民族文学的特点和各民族文学之间的交往和影响等问题，可以在跨时空、跨民族、跨文化的交流与对话中更好地理解相同主题

的不同变异，进一步认识到主题变异后其中蕴含的时代环境、文化系统、民族心态等差异，以世界性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中俄两国的跨

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助益中俄两国文学交流与互鉴。

一、神话母题寻根一一民族心理再现

长角鹿妈妈的神话故事贯穿《白轮船》全篇，讲述了吉尔吉斯的民族起源问题，在老人莫蒙和孩子的口中多次出现长角鹿妈妈的

身影，作者也为长角鹿妈妈的传说单独列了一个章节，足见该神话故事于主题表达之重要性。长角鹿妈妈的故事来源于吉尔吉斯民族

的民间传说。相传，长角鹿妈妈拯救并哺育了整个吉尔吉斯民族，正是因为长角鹿妈妈的存在，吉尔吉斯民族才能绵延至今。对于吉

尔吉斯人来说，长角鹿妈妈万古不灭，是神圣的象征。长角鹿妈妈这一神话形象在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中得到了生动展现和深刻

诠释，被赋予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成为吉尔吉斯文化乃至世界文学中的经典形像，她不仅代表着人与自然本为一体的生态

观，而且反映了吉尔吉斯族人对祖先的深厚记忆。《白轮船》中除了长角鹿妈妈的故事，还可以看到其他民间传说的痕迹。男孩想变

成一条鱼在伊塞克湖中自由徜徉，这是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一个情节，在词源学上，变成鱼的原始意义指的是“禁忌、图腾和信仰”的

一种形式，艾特玛托夫将这种古老形式和民族心理融进社会生活，并通过男孩的视角进行艺术展现5]，体现了艾特玛托夫对吉尔吉斯民

族古老文化信仰的深度挖掘和艺术再现，也彰显了吉尔吉斯民族原始的动物崇拜和坚定的神灵信仰。不论是长角鹿妈妈还是鱼图腾等

神话情节的建构和神话形象的塑造都符合艾特玛托夫的浪漫主义书写传统，神话传说的加入加剧了梦想与现实的“戏剧性冲突”，同时

也深化了主题表达[6]。

各种民族神话元素蕴于《爸爸爸》始终，开篇作者就提到鸡头赛几乎与世隔绝，赛子里的人鲜少出山，并阐述原因有三：谷神、

剪径、放蛊，少数民族的神话传说给这个边缘村赛蒙上了一层奇幻诡谲的神秘面纱。被鸡尾赛打败之后，鸡头寨的人要“过山”，临别

之际，鸡头寨的男男女女开始唱简以追忆先祖，从姜凉到府方、火牛、优耐，最后追溯到了刑天，铿锵有力的唱词道出了他们的血脉

赓续。《爸爸爸》中的唱古从父亲唱到祖父，又从祖父唱到曾祖父，再唱到始祖刑天，在韩少功笔下，这个苗蛮山寨可以说是一个以

英雄父亲为始祖、父子传承的父系谱系。事实上，湘西苗族神话中对始祖的传说并非如此。在远古时代，雷公因结怨于人间而发漫天

洪水毁灭世界，洪水过后，唯独一对兄妹幸存，二人为繁人类而兄妹结婚，其中，兄日爸龙，妹日德龙。在《爸爸爸》这部作品

中，德龙的形象与湘西神话所描述的大相径庭，在韩少功笔下，德龙无须，眉毛极淡，嗓音尖细，是个风，流浪子，妇女们一提起他就

含笑切齿咒骂。韩少功对湘西苗族始祖神话的再创作显然具有主观性、立场性、颠覆性的特征，韩少功的神话书写恰恰佐证了自从父

系社会取得霸权，后世对人类始祖的演绎，特别是文学作品中的再创作，由”女性和双性同族”变成了“男性单族”，"父亲而非母亲

或父母成了人类始祖”[8]的文化现象，话语权力运作的影响作用到神话叙事的表达与民族记忆的建构上。

神话是文化的有机成分，它以象征的叙述故事形式表达着一个民族或是一种文化的"基本价值观”[9。母题作为最简单的"叙事

单位”，是文化传统中具有传承性且独立存在的文化因子，是文学文体中反复出现且被不断复制的人类基本行为，它形象地回答了原始

思维或日常生活观察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建构起语义完整且不可分割的情节网络10]，在叙事结构中可自由排列组合并表达一定的语义

内涵。神话母题作为神话的结构单位，糅合了人类共同的智慧结晶，是具有伟大意义的文化元素，不仅蕴含着深远历史意义，而且包

孕着厚重的人文精神，它在文学叙事中被反复复制，经历过成百上千年的沉淀与打磨，足以拥有跨越时空的力量而流传千古，为世界

文学提供不竭的生命源泉。《白轮船》和《爸爸爸》这两部作品都带有浓厚的奇幻色彩，两位少数民族作家在创作时加入了不少人类

起源的神话元素，“人类起源”的神话母题同时出现在这两部作品中，不论是吉尔吉斯民族长角鹿妈妈的神话，还是湘西苗族爸龙德

龙的传说，无不反映着民族文化的价值取向和审美倾向，彰显着民族的起源与绵延，昭示着民族的信仰和精神。文学创作离不开作家

生命体验的影响，从作家身份上讲，艾特玛托夫是吉尔吉斯坦人，在民族文化的滋养和孕育下，他笔下的作品也常常带有浓郁的吉尔

吉斯民族特色，韩少功是中国湖南的作家，而湖南又是巫楚文化的发源地，所以在其作品中常常出现湘楚大地的奇风异俗。这两部小

说都讲述了关于灾难与迁移的民族神话故事，这些关于起源的神话传说作为一整套象征体系，既凝聚了族群的情感，也承传了族群的

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从共同的神话母题中可以窥探到其背后隐藏的民族文化心理和群体文化信仰的异同。

《白轮船》与《爸爸爸》都通过描述神话故事、体现神话审美、模拟神话思维等方式为寻根作品注入神话魅力，但由于民族文

化、社会背景、作家经历等不尽相同，艾特玛托夫和韩少功在神话叙事上存在显著差异，艾特玛托夫意欲通过再现原初民族神话以唤

醒民族力量，而韩少功对民族传统文化则存在着矛盾、犹疑的心理，其“寻根神话显示出悖谬的一面，即在建构神话的同时解构神

话”[11]，其中，韩少功将德龙塑造为风流浪子便是神话解构的典型。艾特玛托夫忠实于文化传统，将长角鹿妈妈奉为人类先祖和生命

之源，而韩少功却将本应为女性的“德龙”改塑成男性并使其成为人类先祖。虽然这两部作品都有着对古老民族文化记忆的追寻，但

二者的话语表达却大不相同，这种神话叙事的差异并非仅仅出现在这两部作品中。众所周知，俄罗斯有着源远流长的圣母崇拜情结，

圣母情结使得俄罗斯人与俄罗斯辽阔大地之间保持着亲密的联系，正如别尔嘉耶夫(H.A.5 epaaeB)所说："辽阔、深邃、宽广的大

地，总能解救俄罗斯人，帮他摆脱困境。他总是过分依赖俄罗斯大地，依赖俄罗斯母亲。”[12]在俄罗斯的文学创作中，作家诗人几乎

不避讳女性先祖等神圣女性形象，甚至将永恒女性视作主题表达的重要元素。而中国经历了数千年儒家思想的熏陶，君君臣臣、父父

子子、三纲五常等思想深入人心，随着父系社会的愈加巩固，母系社会的文化遗产逐渐融入父系社会的价值体系。艾特玛托夫对于民

族文化的书写基于文化事实，文学创作中关于神话传说的艺术化加工大体与民族文化事实相契合，而韩少功对于民族文化的重构，

“是有关男性及其子嗣相继不绝的共同体想象”，"并再生产着不平等的性别图景与性别构想”[81。二者对民族文化的不同呈现体现了

不同作家对相同主题的不同理解和不同阐释，更体现了不同民族文化心理和群体性信仰上的差异。

二、异质空间寻根一一理想现实共存

《白轮船》的故事发生在伊塞克湖畔的护林所，一个相对封闭的异质空间，护林所周围全是峡谷山坡、森林湖泊，整个护林所才

有三户人家，流动的售货车是这三户人家与外界沟通的桥梁。在这异质空间中，男孩显得格格不入，在家中常常受到亲人的冷眼与嫌

弃，在外面也没有知心好友排忧解难，他徘徊在雄伟巍哦的群山之中，只感到自己太渺小、太孤单，感到无依无靠，在这个相对封闭

的空间中，只有他和山，到处都是高山，他想逃离，想变成鱼，顺着河游去寻找白轮船。在艾特玛托夫构建的异质空间中，男孩便是

其中的异质性存在，男孩周围没有真正理解他的人，他只得将长角鹿妈妈视为心灵寄托和灵魂栖息地，而长角鹿妈妈的死亡直接导致

其信仰崩塌，现实的残酷令他理想破灭、一蹶不振。《爸爸爸》构建了一个充满奇幻色彩的异世界，有个叫鸡头寨的村子坐落在深山

白云里，赛子的历史可追溯至远古时期，异质空间中”视”“渠”“吾”等古老的语言、蛇虫放蛊的诡异传说、打冤家等原始习俗为

这个半封闭式村寨笼上了一层朦胧的迷雾。鸡头寨里有两个异端，一个是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叫丙崽，生而无父，不知年岁，嘴边常常

挂着：“爸爸爸”和”"×妈妈”两句话，鸡头寨覆灭之时，毫无自理能力的丙崽却存活下来。另一个是仁宝，他独自下山跑出了鸡头

赛，还从外面带回了一些新鲜玩意儿：玻璃瓶子、破马灯、松紧带子、日报纸等等，然而接触外界的仁宝却不为固执的父亲所接受，

落后保守的村寨不允许此等异类的存在。在鸡头寨的异质空间中，存在一套集体认同的规则体系，规则之外的人和事总是被空间排

斥，痴傻的丙崽如此，前卫的仁宝亦如此。

艾特玛托夫和韩少功两部作品的背景都设置在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偏远之地，加上神话传说营造的奇幻诡谲之氛围，故

事整体显得亦真亦假，令人捉摸不透。异质空间的构建给两部作品蒙上了一层乌托邦的色彩，乌托邦中”一切普遍关系的极端理想

化”以及“对现实世界的彻底颠倒”的特质出现在艾特玛托夫与韩少功的文学创作中，而异质空间即异托邦与乌托邦的不同之处在于

异托邦在现实生活中具有真实的位所，且常常表现为"无法还原的不同空间的并置，呈现出矛盾、片段、破碎之态”[13引。正如艾特玛

托夫笔下的伊塞克湖畔和韩少功笔下的鸡头赛一般，虽然取材于社会空间真实，反映了大众生活的真相、映射出人类命运的真谛，但

经过作者艺术性的加工，塑造的地理空间似真似幻、表达的民族里想又显得遥不可及，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据转徘徊更加深了作品的异

质性特征。异质性对应于"非逻辑的混乱”和“自主力量”，"异质性世界将社会无法同化的东西襄括其中”14，这种异质在《白轮

船》与《爸爸爸》中表现为“偏离”，偏离是相对于社会中“中庸的规侧”来说的，它无法被确定的规则界定，伊塞克湖畔的男孩和鸡

头赛的丙崽、仁宝偏离了社会常态，并目无法被其所在的地理空间同化，便属于社会无法同化的异质性存在[13引。

异托邦不是随意进出的空间，它有自身的开合系统，“这个系统使异位孤立起来，并使之同时具有可渗透性”【15]，一定条件下异

质空间可与外界进行交流，但进入异质空间需要遵循一定的规则和仪式，而进入异质空间之后，必须接受该空间的规训，这也使异质

空间具有相对独立性并能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书写对象。不论是鸡头寨还是伊塞克湖畔，它们都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历史文化和经

济地位而成为文化文学空间中的异质性存在，在这样的空间中主体不能随意进出，只有在封闭的空间中围绕主体的故事才得以发生。

在《爸爸爸》的“异托邦”中，缺少理性、语言不清、思维混乱的丙崽得到了鸡头赛全体村民的顶礼膜拜，被视为阴阳二卦，尊为

“丙相公”“丙大爷”“丙仙”。人们砍牛头占卜、杀个男人和牛一起煮了分给大家吃是鸡头寨的传统习俗。在《白轮船》的“异托

邦”中，长角鹿妈妈哺育了吉尔吉斯人的先祖，延续了吉尔吉斯族的血脉。男孩经历信仰破灭之后，走到河边，跨进水里变成鱼顺着

河游走了。毋庸置疑，这些情节在大众看来，是荒谬的，是不符合常理的，但这种逻辑颠倒、情节离奇的效果正是作者需要的，作者

有意在作品中建构出自己想要的文学异托邦，以达到丰富作品内容、深化作品主题等目的。异托邦是真实的，这种真实是具体的并且

广泛存在于感知世界，感知世界的多元化恰恰成就着异托邦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抗拒任何一般化企图，它拒绝确立一个单一的、

所有文化共有的对照一空间形式”，差异与偏离是构成异托邦的重要元素[16]。就像《爸爸爸》和《白轮船》这两部作品，虽然二者

对异域世界的建构方式不同，各自的异域世界有着各自的民族特色，但它们都构建了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异世界。在异世界中，存在

超自然力量，存在相对独立却有别于外部世界的价值体系和人文景观，它们给读者呈现了一个熟悉又陌生的空间世界。这样的空间并

不是凭空捏造的，在现实世界中通常有其原型，作家把各自对于民族文化的思考浓缩并限制在自己所熟悉的乡土上，他们以居住者身

份艺术性地书写生活经验，构建文化空间中的文学异托邦。他们把"散落在边地的、山村的、规范之外的”、富有生机与活力的“民

间文化和地域文化”重新发掘出来，"并将民俗与民生当作特殊的文化对象予以历史的观照”，以此来挖掘民族文化，之根源、表现与之

相联系的民族文化心理、艺术化书写民族的理想与现实[17刀。

三、人文精神寻根一一追忆探索并进

艾特玛托夫安排年迈而又温顺的老人莫蒙去讲述长角鹿妈妈的故事，他常常把长角鹿妈妈挂在嘴边，在莫蒙的心里，长角鹿妈妈

不只是一个神话故事，还是他的信仰。但是，迫于生活压力，他背叛了他的信仰，莫蒙眼看着长角鹿妈妈被猎杀、被分食，并参与了

鹿肉宴上的狂欢。故事结尾几乎所有人都成了刽子手，只有孩子还记得他的信仰，他不愿面对眼前的一切，只想逃走，变成一条鱼逃

得远远的。在长角鹿妈妈的神话故事中，被人类欺凌的长角鹿妈妈引临走时说再也不回来了，长角鹿妈妈的故事和孩子的故事互相照

应，长角鹿妈妈的离开和孩子的离开相呼应。“童话之后”发生的事情总是让我们思考永恒的善恶二元对立的问题，思考如何让现实

世界回归和谐状态18)。人类无穷尽的欲望逼得长角鹿妈妈远离，逼得孩子心中的信仰崩塌，外公等人已经忘记了民族的"根”，忘记了

民族发展的起源，只有孩子还留着民族文化的记忆，这个孩子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民族的“根”，是民族的希望，作者塑造这样一个

形象，也，是为留存一个火种，借长角鹿妈妈的神话传说和孩子的理想主义呼唤民族之“根”的回归。

韩少功塑造的丙崽只会用两个词进行价值判断，高兴了便会说一句：“爸爸”，不高兴了就会说：“×妈妈”。这是一种非常原始

且野蛮的生活状态。不止丙崽这样，鸡头寨的村民亦如此，村民们一边嘲笑欺辱精神不正常的丙崽，一边做着和丙崽并无二致的行

为，他们欺凌弱小、罔顾人命，过着茹毛饮血般的原始生活。在鸡头寨和鸡尾寨交战的时候，双方经常分不清你我敌友，杀红了眼的

时候，一锄头挖到自家人也是难免的。鸡头寨的生活方式、民风俚俗、观念情感从来都是病态骑形的，他们愚昧迷信、固执守引旧、不

知变通，开始莫名其妙的战争，造成双方的惨烈伤痛。丙崽永远长不大也象征着鸡头寨永远不会有所变化，象征着愚味思想的根深蒂

固，鸡头寨的村民死伤无数，喝了毒药的丙崽居然神奇般地活了下来，这也象征着古老文化中的病症长存。韩少功揭示了传统文化中

落后腐朽的东西，以期"唤醒现代人僵硬麻痹的心灵状态”，"借此完成现代人自身精神的救赎”[191。小说结尾，鸡头寨的人不得不搬

到别处生活，男女老少唱着古老的歌谣，抬头望去重峦叠嶂，漫漫前路何时到头，临别之际铿锵有力的楚歌讲述着一个民族对前路探

索的迷茫，作者在追忆民族文化的同时也在呼唤民族出路的找寻。

文学的魅力常常体现在对人类生存状态的道德关注和终极关怀，作家的伟大则往往凸显在基于各种各样的文学表现形式和精彩万

分的生命体验去表达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对世间真、善、美的追逐。艾特玛托夫曾断言："当前人类尚未表现出比人道主义更为广

博、更能联结全人类的精神。”[20]作为一个地道的俄罗斯人道主义者，艾特玛托夫擅长塑造真善美的理想人物，追逐白轮船的男孩身

上寄托着作者深切的人文关怀，对于这个无父无母、常遭冷待却又信仰坚定、充满理想的吉尔吉斯男孩，作者始终持有肯定赞扬的态

度，当男孩信仰崩塌、希望破灭之时，作者还是为其安排了一个梦幻美好的童话结局。在作者看来，现实是残酷的，悲剧无法逆转

但是为了心中信仰而努力拼搏、执着追求的精神极为可贵，男孩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献身精神值得发扬，这也是艾特玛托夫所大力

倡导的。但是，在《白轮船》中，"善与恶、美与丑具有绝对不可调和的和不可逆转的性质”211，虽然真善美和假恶丑能得到更加鲜

明的对照，但是过于理想化的人物显得稍微扁平化和脱离实际。而韩少功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一员，"在喧嚣浮沉中坚守住了一名公

共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同时也在密切关注社会发展的具体实践中不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22]。韩少功在《爸爸爸》中坚守人道主义

立场，试图将人的生命表征内嵌于文学之中，表现人与人基本的情感关系，捍卫普通人的生存权利，智力失常的丙崽从被村民百般欺

凌到被村民顶礼膜拜，身份的互换和地位的对调体现了作者对小人物的人文关怀，鸡头寨的覆灭和村民的被迫迁徙也是因果报应、咎

由自取。不过，与艾特玛托夫充满理想主义的人道主义不同，韩少功的人道主义更加现实，韩少功虽然关注弱者的生存状态和命运走

向，但他笔下的弱者并非完美，丙崽既是古老文化病症的受害者，也是文化病症的携带者和传播者，他的存在本身就是矛盾的，在韩

少功笔下，弱者也并不无辜。

众所周知，文化寻根或复古运动通常发生在社会总体迷失前进方向的时候，《爸爸爸》和《白轮船》这两部作品都讲述了关于灾

难的故事，关于民族发展的故事，灾难的成因都是”人祸”，而非“天灾”，人类的集体无意识是罪恶之源，作者揭示出罪恶的源头，试

图唤醒早已麻木的丑恶人性，试图去追寻民族文化中遥远的”根”，以此来涤荡现代人浑浊不堪的心灵。以艾特玛托夫和韩少功为代表

的中苏文学都经历了一段对“根”的发现与再思考的文学探索过程，都是在认同本土文化的基础之上对“寻根”问题表现出相同的文

化认可，这是中苏文学在精神上相融相通的一种文化本质的表现，不过，不同作家的审美情趣和主题处理方式，不同民族的文化心理

和道德观念存在差异亦是客观事实，异同不一才符合世界文学发展的本质规律。

结语

古今中外文学作品具有相同相似主题的现象相当普遍。通过对中苏两种文化系统中相同主题文学文本的对比分析可以发现，不论

是从神话母题、异质空间还是人文精神层面上，韩少功的《爸爸爸》和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都有着相通相似之处，归根到底都是

在寻找文化之根、探索民族出路，于虚幻书写之中反映生活现实。这一主题的普遍存在说明对民族文化根源的挖掘和对民族发展前路

的探索是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尽管针对这一问题的产生形式、解决办法全然不同，但问题的提出却显示出人类的某种同一性与共通

性。同时，在相似主题的基础上，不同时代的作家对文本意象等的处理手段存在差异，不同族群、不同文化背景所孕育的文学作品存

在差异，不同作家的风格和成就也无法等同。由于时代环境、文化系统、民族心态、作家经历等的不同，共同的主题在不同的作品中

自然有着不同的表现。文本的“不同”之处是首先接触到的，但作者对古老民族文化之根的追寻、对民族前途命运的思考又是基本相

同的，这就构成了“和”的基础，如此方能和而不同。